以体民之心而为寓兵之法，君子有取其立法之详且尽也。夫昔者先王寓兵于民，未尝厉民以为兵也。自兵民既分，为兵者亦无以自复于民，而御兵者亦每每不复以抚绥斯民之意待之矣。于此有君焉，不强民以为兵，而常以民而视兵，仁爱体恤之意，默行于法制条目之中。其立法愈详，则其仁心愈著。夫如是，则先王不厉民为兵之意，亦仅见于此。而论者乃曰：「大体之不正，而节目之徒详，是非得为制法之善者也」。呜呼，曷不自其体民之意而观之乎？君子是以有取于唐之兵制也。夫自三代既降，兵民之判久矣。高祖、太宗承魏周之旧而制府兵之法，自其大体而观之，固可谓得古人之遗意，而其居处教养之有方、动作休息之有时，节目所在，纤悉备具。彼岂求详于是哉？惟其以民视兵，而不以兵视兵，此节目之详，所以为仁之至也。唐兵制节目如何，请因唐史臣之论而申之。昔者，尝观先王之制兵，盖未尝以兵视之也。其令贡赋则立邱甸县鄙之名，而以四起其数；其会什伍，则立伍两军师之名，而以五起其数；其调车徒，则立通同终成之名，而以十起其数；始尝疑之，夫先王之制兵，何其有委曲繁重之心，而不为简易可行之法哉？呜乎，是必有其故矣。夫兵者，民之所畏，而民者国之所重也。以素重之民而使之趋可畏之事，苟无体惜爱恤之心焉，则其戾于人情也多矣。故民力之劳，则有以息其力，民用之缺，则有以备其用，周旋审虑，不啻如家人父子之相为区处者，岂固欲以是徼誉乎民哉？先王亦求尽乎人情而已，自秦人驱民为兵，而民皆有疾视其上之心，闾左之戍、大泽之屯，盖草菅民命，略无一毫顾惜体恤之心。他日一夫大呼，揭竿斩木，相与共起以亡秦者，亦其困苦无聊，不能自安于行伍者为之也。吁，以兵视兵而无以恤之，其害固如是哉！汉鉴秦弊，而京师有南北之屯，其区处兵制大略可喜。然而募及奔命，发及刑徒，选及三百石吏，而宰相之子不免戍边，则无乃悉民以为兵。徭役长安者而道中衣装悉皆自备，从军山东者至贷子钱以自饷，则无乃以兵而病民。节目未备，则法制疏略，君子于汉，夫亦何取？呜呼，孰谓唐承八代之衰，而其制兵之法见于节目之详尽者，乃能上合先王仁民之意邪？观其踵魏周之旧制，立府兵之良法，置府八百，而在关中者五百，可谓得居重驭轻之势矣。无事则散于田亩，而不知有征役之劳，有事则统于宿卫，而不至有调发之扰，可谓得寓兵于农之法矣。立法之善，盖自三代而下莫加于此。然高祖、太宗仁民之心，尤未辄此而见之也。盖至于番上之有时、调发之有节，给渭北之腴田以养元从之禁军。虑其统御之无法也，于是有折冲、果毅别将校尉以领之；虑其纪律之不分也，于是有团队、火正以纠之；虑其器械之难备于仓卒也，则有库以藏其介胄戎器焉；虑其老稚之不得以免也，则有二十为兵、六十而免之法焉。其教之有方，则越骑、武骑为有等；其役之有期，则五百里、二千为有差。给直以市马，蓄才以待用，凡所以节民之力而安民之生者，无所不用其至焉。高祖太宗之意果安在哉？彼固以为民情之病于兵也久矣，君上之不恤乎兵也久矣，体察之精详、计虑之周悉，则夫品节之具、仁心之原也；条目之备，惠爱之孚也。唐之兵制，由其节目而观之，其有得于古人不厉民为兵之意。而论者乃以为六军宿卫悉皆市人，而卫士亡匿，宿卫不给，是皆节目不善之所致，而不知唐制之所以善者，正以其节目之备也，唐制之所以坏者，正以其节目之隳也。宿卫更代多不以时，则民得无有劳逸不均之患乎？悉以假人，或为童仆，得无有失身行伍之耻乎？京师共耻，号为侍官，则上下不致其爱重之意可见矣。节目既隳，大体不立，唐之子孙实执其咎，尚可以是而议高祖、太宗立法之徒详于节目也哉？唐史臣谓虽不能尽合古法，尤得其大意焉。彼所谓大意者，其诸有见于先王恤民之意欤。虽然，节目之备具，固其体民之心所寓也，而节目之未究，亦其考论之未精也。古者凡起徒役，无过家一人，惟田与追胥竭作。今兵悉隶役而他繇不复，无乃殚民力乎？古者大司马教兵，三表之间，二百五十步，以步法立人，殆不足以容六军之数，则六军之旅固递阅也。今府兵之法，每岁季冬，折冲都尉率其属而教之，岂不大烦扰耶？不特此也，高丽之役，既帅江淮岭陕之兵矣，又募长安洛阳之士，既而远近应募不可胜数。而房玄龄垂没之际，至忍死上表，且愿焚凌波之舟，罢应募之众。毋乃平时养兵固不足恃，而仓卒制度，犹有待于外求邪？节目至详，尤有遗憾，亦可以见立法之难矣。由其立法之难，而有如唐制之善，君子又安可以轻议？谨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