君子之述历古今，不极其尽不止，非固为是旁搜曲抉而以为能也。盖惧一有轶遗，则前哲言行，或不得垂声迈烈于天下后世耳。左丘明既传《春秋》，而犹作《国语》；刘子政出《史记》后，而犹作《说苑》，抑亦史氏之所未列与？或列而未尽者，悉极意而裒掇之。今其书存，其事传，亦足以知其为博洽君子矣。太守江公，自幼以文学擅名于时，郡政之暇，讫无异好，唯以书史为勋绩。一日语僚吏曰：「古之述世说者多矣，与其有述于古，孰若有述于今？非今之言胜，今之时胜也。曩尝集名卿巨公论著皇朝之遗事者，且数十家，揆叙整次，累至数十万言，是宜刊而广之」。俣辱以为可教而教焉，窃观其味腴撷芳，收拾散逸，总而一之，浑乎其可名，釐而别之，秩乎其有伦，挹而玩之，森乎其若开群玉之府，而联累璀璨，迭相辉映，光于今，大于后，必矣。左氏、刘氏二外传，皆上下千百载，差次十馀国，然后仅足其篇，其与粹然一出于圣代声明文物者孰愈？门生、左迪功郎充吉州州学教授汪俣谨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