论曰：圣人将以尽天下之议，而不能无详略之异者，世道为之也。夫太上本忘言也，言之渎者非古也，况于询谋之地，愈详而愈切乎！盖自风气始开，已非太古忘言之日，于是乎有听政之地，以来天下之言。言固圣人之所乐闻也，而天下卒无事之可言，圣人之所以优游于此者，亦惟相忘于无声之表，虽听之吾亦不得而闻也。自皇而帝，天下之事日以详，圣人将以通天下之情，则其心又何如哉！于皇皇四达之衢，为并谋兼智之地，听之犹以为未足，且进而加之问焉，卒之洞达无隐，上下相孚，而圣人亦得以遂其恭己无为之心，则尧之时犹黄帝之时也。然则以衢室视合宫，则其制为愈详，听而进之问，则其言为愈切，非衢室之问，固求详于合宫之听也。时有先后，事有繁简，固应尔也。而圣人大公无我之心，则一而已矣。合宫衢室听问如何，请申王通氏之言。夫公论，其天道乎！开辟以来，天道不容一日息，则公论不容一日泯。公论犹一日，圣人无两心，则听可也，问亦可也，奚其异？曰：无异也。特世数之相去，有不能以强同尔。世数不能以强同，则事愈繁而言愈悉，制愈详而情愈切。此非圣人意也，势也。吾求之《易》，包牺氏以结绳为政，其言泯如也，上栋下宇之未制，其宫室无有也。宫室且无有，况于合宫乎！衢室乎！吾观《同人》一卦而曰「同人于野，亨」。此固圣人所以通天下之志。然至于《咸》，而曰「以虚受人」。夫以虚受人者，心之感也；不曰感而曰咸，咸者无心之感，有以潜通于忘言之表。吾故曰：衢室之问，同人于野之意也。合宫之听，其咸之无心，以虚受者欤。且合宫古明堂也，而黄帝之听必于是。吾想是宫也，陟降左右，神明森列，其听也真可以对诸天而无愧。衢室亦古明堂也，而尧之问必于是。吾想是室也，无门无旁，我闼八荒，其问也真可以质诸人而无隐。王通氏均以为尽天下之议，则尧之心，固黄帝之心也。惟夫事变由简而入繁，古制由略而入详，尧固未得游乎黄帝忘言之天也，此曰听曰问，不能以不异。何则？前乎此者，天地絪缊犹太初也，生人蚩蚩犹古始也，迨陶唐氏，洪水亟矣，而非合宫调元气之时；苗民作矣，而非合宫和天人之日。噫，尧之问，所以急于黄帝之听欤！故夫合宫之名，不可得而考，至于衢室，则辟之通途大衢，而为采民言也，明矣。黄帝之听不可得而闻，至尧之问，则谏鼓、谤木之下有不容一日释者矣。吾求其当时所听之人，自广成子一人之外无闻焉，而咨四岳，稽于众，与夫鳏寡之辞，皆得以自通于密勿之前者何其详。吾又求其当时所听之事，自至道窈冥之外无他语，而曰平土，曰殖谷，与夫遏绝有苗，亦必因其辞而声其罪者何其悉。由是观之，合宫之听，无声也，无言也，与天俱游也；衢室之问，为其有辞也，无告也，虽荡荡之天，欲无言，得乎？黄帝非忘斯世也，尧非媚斯民也，理也势也，圣人亦不自知也，不然，去之千馀载，而清问等语犹见于《吕刑》。《尧问》一篇至形于庄叟，独黄帝之所谓听者，终莫得而髣髴，何也？吁！是可以论其世矣。抑均之为明堂也，均之为尽天下之心也。尧惟忧其时之不黄帝若也，故其问也切于听。迨夫一问之馀，万感俱会，庶绩熙矣，万邦和矣，尧何心哉？亦恭己无为而已。此康衢童子从而歌之，曰：「不识不知，顺帝之则」。至于是，则尧之时欤？黄帝之时欤？抑无怀大庭之时欤？然则欲知合宫之听者，当观之衢室；欲知衢室之问者，惟求之康衢。谨论。

论曰：于君心之初而决其几，则纯乎一天理矣。盖天下之事莫不有初，亦莫不有几。初者，几之所伏也。物初而美几，则美恶判焉；人初而善几，则善利界焉；心初而纯几，则纯驳分焉。其几最可畏也，亦在乎审其初而已。英明之主出，而作新万物，此世道之一初也，亦君心之一初也。于斯时也，而且求其为治之端，是其几未失也。善告君者，首以大公至正之道而入其心，苟非出于是者，则不敢以陈于前，使吾君于其几之善者而行之，则纯乎王而不杂乎伯，纯乎理而不杂乎欲，常如此心之初矣。然则仲舒当武帝初年，特举王道之端以为告，而绝口不言霸，岂非王道纯乎天理也？端者，决其几于君心之初乎！王道之端如何？请申之。道在天地间，亦一阴阳之气尔。而人主之新政，则又混元立极之时也。然天地其有初乎，开天地之初者固今日；阴阳其有几乎，决阴阳之几者亦今日。何谓初？《易》曰「大哉乾元，万物资始」是也。何谓几？《易》曰「几者动之微，吉之先见」是已。夫当资始之元，而求先见之吉，非王道之端在是乎？此明其道不计其功，正其义不谋其利者，每于理欲纯驳未分之初，而首以是几告其君也。何则？初如日之方旦，几则有明晦之候；初如泉之始达，几则有清浊之分；初如车之发轫，几则有正邪之岐。君心其一太极之初也，迨夫万事出，善恶分，则其道有纯驳之判，此其几岂不大可畏哉！商君于秦孝公强国之初年，而投以三变之术，终以误秦于异日者，此几也。董公于汉高帝创业之初年，而教以仁义之说，终以开汉四百年者，亦此几也。微哉几乎！其始也毫发相去，其终也天地辽绝，可不早辨于其初乎！此仲舒举其端以告武帝，独于王道拳拳焉，是亦几善之说也。斯道也，何道也？自人心道心之几一决于十六字之间，而禹传之汤，汤传之文、武、周公，率是道也。彼齐、晋数君，管、晏诸子，与夫苏、张、申、韩者流，其言则功利，其术则纵横，其所谓道，非吾之所谓道也。且帝欲闻大道之要，亦尝有志于此矣。抑不知帝之所谓道者果何道欤？观其初年，举贤良则与禹之吁俊同，求直言则与汤之从谏同，奉高年则与文之养老同，此时此心，可以王矣，然王伯之分，一间相去，理欲界限，其隔几何！二者之端，苟有所未决，则其几真可畏也。今仲舒言道而必归之王，言王道而必谓之端，是端也，其初也，亦其几也。故于两端之间，择其几之善者而告之，曰正心则邪气不得干，曰任德则刑罚所当后，曰体元以居正，则不可不谨其始。正心也，任德也，体元以居正也，皆王者之道也。此其端亦大矣。使帝也于此而决其几，常正心，常任德，常体元居正，毋初以仁义而终以功利，毋初以道德而终以权谋，毋初以正论而终以邪说，则帝之心纯乎天理，而汉之治亦纯乎三代，又何有末年之事！虽然，亦在乎所学何如耳。六经，道之寄也，使帝之表章，于《诗》而必知正始，于《春秋》而必知为元，于《中庸》而必知造端，非苟知之，亦允蹈之，则尧舜之道可至也，而况于王。抑当时师友渊源如董仲舒一人者，真王佐才也，傥使之终身劝学于武帝之侧，则舒其伊、吕乎，帝其汤、文乎。吁！谨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