退之两句可谓曲尽，无复遗论矣，然只是并设两端，无所轻重，学者若实要下工夫，须当知古之君子其待人轻以约者，正为其责己重以周也。盖待人之轻以约，生于责己之重以周耳。重之为言，以天下所至难之事望于己；周之为言，以吾身所已能之事为犹未备。盖人己对立于天下，详于己则不暇详于人，苟详于人则必约于己者也。古之君子，其身之所自负荷者甚重，而所以自期待者甚远，有少不到，便若负千有过恶，有无限好处，却一似全然欠阙，朝儆夕惕，渊临冰履，反观内照，惟恐蹈于小人之归，人之善不善于我乎何预，尚何暇移所以点检吾身者而点检他人哉？凡人之精于点检它人者，只为许多工夫用在它人身上。自己既不用工，自然有暇去窥人过失。故责己愈重则待人愈轻，责己愈周而待人愈约。盖精神全用工在自己上，更不暇照管它人。人与己不两立，此重则彼轻，己详则彼不得不略。后之君子反此，待己廉所以责人详。成汤与人不求备，检身若不及。上古之君子惟其责己重以周，所以待人轻以约，成汤之与人不求备耶，其检身若不及也。检身方且不及，责人何暇求备乎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