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春秋》鲁史之旧名也，编年鲁史之旧制也，策书鲁史之旧文也。夫子述而不作，孰谓《春秋》为作？曰其事则述，其义则作，本天道以正人事，本王道以正伯图，严君臣，辨内外，惩恶而劝善，其要归于拨乱世反诸正，笔则笔，削则削，非圣人孰能作之！故《春秋》史也，而谓之经。自圣经孤行，三家各以所闻为传，舛午异同，不能尽合于圣人之意，学者病之，然其大经大法，所以建诸天地而不悖，质诸鬼神而无疑，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，固非专门名家之流所能掩蔽之也。粤自纪传创兴，而编年之法废，细大不捐，猥酿不纲，而策书之法废，是非去取，由其一隅之见，不能不谬于圣人，而惩劝之法又废矣。独司马公处史法废坠之馀，超然远览，推本荀悦《汉纪》以为《资治通鉴》一书，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事，珠贯绳联，粲然可考，而《春秋》编年之法始复，其功可谓伟矣！若策书之法，公尝著于《稽古录》，而不引之于此，以相附近，广记备言，曲畅旁通，包括既众，前后相承，若长江大河，顺流东趋，虽欲尽为界限而莫可得。盖其详固未易记识，而其大要亦未易以概举也。至于帝曹魏而寇蜀汉，帝朱梁而寇河东，系武后之年，黜中宗之号，与夫屈原、四皓之见削，扬雄、荀彧之见取，若此类，其于《春秋》惩劝之法，又若有未尽同者，此予朱子《纲目》之所为作也。踵编年之成文，还策书之旧制，一年之内，纲别其条，一条之下，采摭其要，井井有条，如指诸掌，细故浮辞，固就刊削，至言确论，复多增补，简而周，详而整。纲仿《春秋》而参取群史之良，目仿左氏而稽合诸儒之粹。至于大经大法，则一本于圣人之述作，使明君贤辅有以昭其功，乱臣贼子无所逃其罪，而凡古今难制之变，难断之疑，皆得参验稽决，以合于天理之正，人心之安，而后世权谋术数，利害苟且之私，一毫无得参焉，则是继《春秋》而作，未有若此书之盛者也。况于兼策牍之制，会文质之中，不使孤行，以启后世异同之说，其亦毫发无遗恨矣。或曰：「然则此书之作，曷为不继《春秋》？丽泽先生吕公之为《大事记》也，固接于获麟，且托始而迷先几，斋居感兴，亦既言之矣，今而不易，何也」？曰：「事记之书，用马迁之法者也，故续获麟而无嫌；《纲目》之书，本《春秋》之旨者也，故续获麟而不可，夫固各有当也。自有史册而有《春秋》，自有《春秋》而有《通鉴》，有《通鉴》而有《纲目》，其间盖欲晚岁稍加更定，以趋详密，而力有未暇焉者。然其大经大法之所存，是岂秦汉以后操觚执简之士所能历其庭而涉其级哉！岁在庚午，方子始获传此于嗣子寺正君而服膺焉。试吏南来，负以与俱，会建安真侯德秀惠临此邦，暇日取而读之，喟然叹曰：「大哉深乎！信《春秋》以来未之有也。为人君而通此书，足以明德威之柄，烛治乱之原；为人臣而通此书，足以守经事之正，达变事之权。盖穷理致用之总会，而万世史笔之准绳规矩也。慨郡计堇堇无乏，乃相与隐覈渗漏之馀财，复求寺正君新校之本，参定而锓诸木，盖将上裨乙夜之观览，而下淑学者之讲明。阅岁书成，而侯易帅江右，元戎将启行矣，于是亟以告诸朝廷，请上其板于成均，以给四方之求，且庶几乎！转以上闻，又俾方子书其所为刻之故，方子固不得而辞也。昔者窃闻之，二程子倡明斯道，以续绝学之传，其于史事，若未数数然也。然伯子读《汉书》，未尝辄遗一字，叔子每观史至半，必掩卷思其成败，其有不合，又复深思，研精若此，岂有他哉！学之全体大用，固当无所不用其极也。至于此书之成，义正而法严，辞覈而旨深，陶镕历代之偏驳，会归一理之纯粹，振麟经之坠绪，垂懿范于将来，盖斯文之能事备矣。使司马公见之，必将心满意惬，有起予之叹。而王氏高谈性命，绝灭史学，卒稔夷狄之祸，君子所以深诛而不听者也。虽然，五经备而后《春秋》作，五经言其理，《春秋》言其用。理未极于精微，《春秋》未易学也。子朱子首释《四书》以示入道之要，次及诸经，而后可以读此书焉。学者必循序而学之，然后本末兼该，内外融贯，其于学之全体大用，傥庶几乎！苟不揣其本而齐其末，不养其内而急其外，遽以此书为先，夫岂不足措之事业，终不若体用两全之为纯且懿也，故具论之，而著书之凡例，立言之异同，又附列于其后，使览者得考焉。嘉定己卯冬十月庚午，门人文林郎、泉州观察推官李方子谨书。

先生之道大矣！小子不敏，何足以知之。高弟黄干论次事状，辞严义密，敢摭纲要，缀以管穴，系语下方。其辞曰：先生以命世之资，负离伦之识，年十有四，即慨然有求道之志，内考诸典籍，外参诸师友，未得其要，出入于释氏者亦既有年。及见延平先生，与之往复其论，欣然会心，始信吾道之自足，而恶异学之乱真。由是复取圣经贤传而讲求之，研精覃思，夜以继日，微无不析，深无不穷，延平盖屡有起予之叹焉。至于真积力久，功崇业钜，则延平之所未至者，亦皆有以自得之。上自羲、文、周、孔群圣相传之统，以及我朝周、程、张、邵诸老生生继绝之绪，下至古今诸儒，训释发明，片言一善之长，莫不包罗合辑，融释贯通，以协于一而会其归。盖天地之纯全，古人之大体，至是毫发无遗恨矣。先生之道之至，固非小子所得而闻也。尝窃论之，太极之妙，立乎二气、五行、万物之先，而行乎二气、五行、万物之内。盖造化之枢纽，品汇之根柢也。人之生也，全而得之，其体则□仁义礼智之性，其用则有恻隐羞恶辞逊□□□而心兼统焉。凡散而见于五典、五礼庶物□事之间，固莫不各有当然之则，而不容已者，是则所谓道也。斯道也，无物不有，大至于天地之运，小至于一尘之微，不能外也。无时不然，远至于古今之变，近至于一息之顷，不能违也。分而言之，一物各具一太极，不见其有余也；合而言之，万物统体一太极，不见其不足也。是故散一为万，则条流脉络，粲然而不可乱；敛万为一，则融会通贯，浑然而不能离，体用一源，显微无间，穷理尽性以至于命，则人极立而□与天地参矣。先生之道□至其与（下缺）。

「困」之义大矣！在《易》以德言，「《困》，亨，贞，大人吉」，又曰「困，德之辨」，是也。在《论语》、《中庸》以学言，曰「困而学之」，又曰「或困而知之」，是也。《困》之为卦，二五皆刚而得中，为贤人君子德成于内之象；而外为三阴所掩，蓄而不获施，言而不见信，可谓困矣。然「遁世无闷，不见是而无闷」，其身可屈，而其志不可夺，安于义命，颓乎其处顺也。然明虽困于人，而幽可感于神。卦爻它皆无所利，而独利祭祀，岂不以人不能知，而鬼神独知之乎？是谓以德言。愤未启，悱未发，思之而未明，行之而未得，困于心，衡于虑，若跻峻绝、陵险阻，为力甚劳，而望道甚远。惟竭其勉力以赴之，俛焉孳孳，夙夜匪懈，则晦斯光，窒斯通，习与性成，而圣贤同归矣。故曰：「及其知之，一也」。是谓以学言。某人名某人读书之室曰「困」，自为之铭，复俾予题其后。予谢不敏而不获，乃为之言曰：学然后成德；德成矣，无入而不自得焉，困不困岂足道哉！盖以德言者，谓困于外者也。身困而道亨，致命以遂其志，无所用吾力之谓也。以学言者，谓困于内者也。任重而道远，弗虑胡获，弗为胡成，竭吾才以从之之谓也。二者固有辨矣。孟子曰：「人之有德慧术知者，常存乎疢疾」。谓困之进人也。因其困于外而益以进于内，是亦以学言也。呜呼，亦懋其学而要其德之成而已。

予读《晋语》，乐共子成所称「民生于三，事之如一，惟其所在，则致死焉」，未尝不废书而三叹也。嗟乎，古之人所以厚人伦、美教化者，其至矣乎！民非父莫之生也，非君莫之长也，非师莫之教也。三者其恩均，其义一，故其服勤之节，丧纪之数，著在《礼经》，无所轻重。三代之美，相与共守之，不幸而当变故，则为臣死忠，为子死孝，为弟子者亦不敢爱身，以卫其师，古之道也。周衰道丧，蒙人庄周著书论天下之大戒二，谓子之爱亲，命也，臣之事君，义也，命不可解于心，而义无所逃于天下之间。且曰：事亲者不择地而安之，孝之至也；事君者不择事而安之，忠之盛也。其言甚伟，独缺师而不著，岂事师之礼，至周时已浸就废坠与？不然，则其猖狂恣睢，游方之外，名尊其师，而实自贤，因削其礼而不复道与？是未可知也。况去古愈远，学绝教衰，士有能卓然奋起于流俗之中，知有君、父、师而不知有他者，是固不可无以表章尊显之，以为学者之劝也。赣之宁都，余得三人焉。故桂州节度判官孙君立节，字介夫，方安石用事时，奇君之才，欲用为条例司属官，君笑曰：「公言过矣，当求胜我者，若我辈人，则不肯为条例司矣」。荆公怒，罢君不用，颛用吕惠卿，天下自此多事，而君亦卒坎𡒄州县，以终其身。东坡先生为著《刚说》，今见集中，天下诵之。故婺州州学教授胡君野，字德林，举八行得官。方腊反清溪，寇婺女，郡自守贰以下皆弃郡走。公曰：「吾之八行举，忠其一也，可以走乎」！佩印坐黉宫，贼至不为动，尽室死焉。夫以抗权臣之威，而宁老于困穷，犯盗贼之锋，而歼于噍类，二君之志，所愿忠于国与其主耳，一身之祸福皆不遑恤，大节伟然，固将廉顽立懦于百世之下，未易企而及之。近故肇庆节度推官曾君兴宗字光祖抑其次与。君少师事晦庵先生，笃学力行，事亲极孝，文公亟称之。庆元间，权奸柄朝，佥主和附，设为伪学之禁，排拆正论，天下学者讳□其师，君独执礼不懈，益虔。文公殁，服心丧三年。其葬也，不远千里来会同，汉阳太守黄君干状其行，大理司直李君燔为之铭，皆以是称其美。虽未尝蹈祸难、抗权贵如二君之为，然事师之礼，其亡也久矣，朱子之葬，党禁方严，素衣白马，暮丧出城，其来会者仅若晨星之相望，人情畏祸，从昔而然，曾君能不顾时议，而确守古礼，亦可以为难矣。呜呼！人有形于天地而受气于五行宇宙之间，均具一秉彝也。所以事其君、父、师者，皆性之所同有，心之所同然也。然士之真知鲜焉，知之而能实践者又鲜焉。宁都，赣钜邑也，山川崛奇，其最异者曰金精之洞府名天下，秀杰之气，磅礴郁积为贤才，故坚正节操之士，先后相望，而皆有以实践夫人之所难。岁在甲戌，萍乡令廖君继高与其邑人具列其事以告部刺史赵侯崇宪，请并祠三君子于学，以劝来者，赵侯欣然从之。堂宇既成，绘像孔严，学徒来观，起敬起慕。予既素高桂、婺二君子行事，而曾君又同门友也，邑士用是来求文以识岁月。予固不得却也，为诵先生之制，所以事君、父、师者，使归而刻之，吾见宁都之士，自是益知士有全节，学有正宗，而挺然自拔于流俗者，将日益众也。是则祠宇之立之功也。

先生之道之至，原其所以臻斯阈者无他焉，亦曰主敬以立其本，穷理以致其知，反躬以践其实。而敬者又贯通乎三者之间，所以成终而成始也。故其主敬也，一其内以制乎外，斋其外以养乎内。内则无贰无适，寂然不动，以为酬酢万变之主；外则俨然肃然，终日若对神明，而有以保固其中心之所存。及其久也，静虚动直，中一外融，而人不见其持守之力，则笃敬之验也。其穷理也，虚其心，平其气，字求其训，句索其旨，未得乎前则不敢求乎后，未通乎此则不敢忘乎彼。使之意定理明，而无躁易凌躐之患；心专虑一，而无贪多欲速之蔽。始以熟读，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；继以精思，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。自表而究里，自流而溯源。索其精微，若别黑白；辨其节目，若数一二。而又反复以涵泳之，切己以体察之，必若先儒所谓沛然若河海之浸，膏泽之润，涣然冰释，怡然理顺，而后为有得焉。若乃立论以驱率圣言，凿说以妄求新意，或援引以相纠纷，或假借以相混惑，粗心浮气，意象匆匆，常若有所迫逐，而未尝徘徊顾恋，如不忍去，以待其浃洽贯通之功，深以为学者之大病。不痛绝乎此，则终无入德之期。盖自孔孟以降，千五百年之间，读书者众矣，未有穷理若此其精者也。

先生天姿英迈，视世之所屑者不啻如草芥，翛然独与道俱，卓然独与道立，固已迥出庶物之表。及夫理明义精，养深积盛，充而为德行，发而为事业，人之视之但见其浑灏磅礴，不可涯涘，而莫知为之者。

入以事君则必思尧舜其君，出以治民则必欲尧舜其民。言论风旨之所传，政教条令之所布，固皆可为世法；而其考诸先圣而不缪，建诸天地而不悖，阅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，则以订正群书，立为准则，使学者有所据依，循守以入于尧舜之道，此其勋烈之尤彰明盛大者。

《语》、《孟》二书，世所诵习，为之说者亦多，而析理未精，释言未备。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自程子始表章之，然《大学》次序不伦，阙遗未补；《中庸》虽为完篇，而章句浑沦，读者亦莫知其条理之粲然也。先生蒐辑先儒之说，而断以己意，汇别区分，文从字顺，妙得圣人之本旨，昭示斯道之标的。又使学者先读《大学》以立其规模，次及《语》、《孟》以尽其蕴奥，而后会其归于《中庸》。尺度权衡之既定，由是以穷诸经、订群史，以及百氏之书，则将无理之不可精，无事之不可处矣。

又尝集《小学》书，使学者得以先正其操履；集《近思录》，使学者得以先识其门庭，羽翼四子，以相左右。盖此六书者，学者之饮食裘葛、准绳规矩，不可以须臾离也。圣人复起，不易斯言矣。其于《易》也，推卦画之本体，辨三圣之旨归，专主筮占，而实该万变，以还洁净精微之旧。其于《诗》也，深玩词气，而得诗人之本意；尽削小序，以破后儒之臆说。妄言美刺，悉就芟夷，以复温柔笃厚之教。其于礼也，则以《仪礼》为经，而取《礼记》及诸经史书所载有及于礼者，皆以附于本经之下，具列注疏诸儒之说补其阙遗，而析其疑晦。虽不克就，而宏纲大要固已举矣。谓《书》之出于口授者多艰涩，得于壁藏者反平易，学者当沉潜反复于其易，而不必穿凿附会于其难。谓《春秋》正义明道，尊王贱霸，尊君抑臣，内夏外夷，乃其大义；而以爵氏名字、日月土地为褒贬之例，若法家之深刻，乃传者之凿说。谓《周官》遍布周密，周公运用天理熟烂之书。学者既通四子，又读一经，而遂学焉，则所以治国平天下者思过半矣。

谓《通鉴》编年之体近古，因就绳以尺牍之法，以纲提其要，以目纪其详。纲仿《春秋》，而兼采群史之长；目仿《左氏》，而稽合诸儒之粹。褒贬大义，凛乎烈日秋霜，而繁简相发，又足为史家之矩范。谓诸子百家，其言多诡于圣人，独韩子论性，专指五常，最为得之，因为之考订其集之同异，以传于世。而屈原忠愤，千古莫白，亦颇为发明其旨。乐律久亡，清浊无据，亦尝讨论本末，探测幽眇，虽未及著为成书，而其大旨固已独得之矣。

若夫析世学之谬，辨异教之非，捣其巢穴，而砭其隐微，使学者由于大中至正之则，而不踬于荆棘檴阱之涂。摧陷肃清之功，固非近世诸儒所能髣髴其万一也。

自夫子设教洙泗，以博文约礼授学者，颜、曾、子思、孟子相与守之，未尝失坠。其后正学失传，士各以意为学，其骛于该洽者，既以闻见积累自矜，而流于汎滥驳杂之归；其溺于径约也，又谓不立文字，可以识心见性，而陷于旷荡空虚之域。学者则知所传矣，亦或悦于持敬之约，而惮于观理之烦。先生身任道统，而广览载籍。先秦古书既加考索，历代史记、国朝典章，以及古今儒生学士之作，靡不遍观。取其所同而削其不合，稽其实用而剪其烦芜，参伍辨證，以扶经训，而诘其舛差，秋毫不得遁焉。数千年间，世道、学术、议论、文词之变，皆若身亲历于其间，而耳接目睹焉者。大本大根固已上达直遂，柯叶散殊亦皆随其所至。究其所穷，条分派别，经纬万端，本末钜细，包罗囊括，无所遗漏。故所释诸书悉有依据，不为臆度料想之说。外至文章字画，亦皆高绝一世。盖其包涵停蓄、溥博渊泉，故其出之者自若是其无穷也。学者据经辨疑，随问随析，固皆极其精要。暇而辨论古今，其应如响，愈扣愈深，亹亹不绝。及详味而细察之，则方融贯于一理而已矣。

尝言曰：学者望道未见，固必即书以穷理，茍有见处，亦当考诸书有所證验，而后实有所裨助而后安。不然则德孤，而与枯槁寂灭者无以异矣，潜心大业何有哉！矧自周衰教失，礼乐养德之具一切尽废，所以维持此心者惟有书耳，谓可轥轹经传，遽指为糟粕而不观乎？要在以心体之，以身践之，而勿以空言视之而已矣。以是存心，以是克己，仁岂远乎哉？至于晚岁德尊言立，犹以义理无穷，岁月有限，慊然有不足之意。洙泗以还，博大约礼，两极其至者，先生一人而已。先生教人广大，而科级甚严，循循有序，不容躐等凌节而进。至于切己务实，辨别义利，毋自欺、谨其独之戒，未尝不丁宁恳到，提耳而极言之。每诵南轩张公「无所为而然」之语，必三叹焉。晚见诸生缴绕于文义之间，深虑斯道之无传，始颇指示本体，使深思而自得之，其望于学者益切矣。

呜呼！道之在天下未尝亡也，而统之相传，茍非其人，则不得而兴。自孟子没千有馀年，而后周、程、张子出焉，历时未久，浸失其真。及先生出，而后合濂溪之正传，绍鲁邹之坠绪，前圣后贤之道该遍全备，其亦可谓盛矣。盖昔者《易》更三古，而混于八索，《诗》、《书》烦乱，《礼》、《乐》散亡，而莫克正也，夫子从而赞之定之、删之正之，又作《春秋》，六经始备，以为万世道德之宗主。秦火之馀，六经既已烂脱，诸儒各以己见妄穿凿为说，未尝有知道者也。周、程、张子其道明矣，然于经言未暇釐正，一时从游之士或昧其旨，遁而入于异端者有矣。先生于是考订讹缪，探索深微，总裁大典，勒成一家之言。仰包粹古之载籍，下采近世之文献，集其大成，以定万世之法，然后斯道大明，如日中天，有目者皆可睹也。夫子之经得先生而正，夫子之道得先生而明，起斯文于将坠，觉来裔于无穷，虽与天壤俱弊可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