臣闻圣人达而赏罚行，圣人穷而褒贬作。褒贬者，万世赏罚也。昔孔子作《春秋》，人见其所褒贬者既往之人也，不知圣人固为来者设也。论者乃谓天下有道，圣人推而行之，天下无道，圣人述而藏之，岂知《春秋》盖亦推而行之乎？汉董仲舒记孔子之言曰：「我欲载之空言，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」。知孔子者亦谓《春秋》即行事矣，夫岂必待居位用权而后为行事乎哉！虽然，有孔子之圣则可，无孔子之圣则僭矣。达而赏罚行，圣人处常也；穷而褒贬作，圣人处变也。《春秋》乐道尧舜，盖尧舜处其常，而孔子处其变。试观春秋初年，何往而非变。惠公、隐、桓之传国，父子之变也；祭伯非命而私交，君臣之变也；仲子妾母而上僭，夫妇之变也。君臣、父子、夫妇，人之三纲，尽变于一年之间。《春秋》虽欲不作，可乎哉？《春秋》因其变书之，将以复其常也。或曰：「是知其不可复而复之者乎」？曰：非然也。书其变于一时，复其常于万世，故孟轲氏曰：「孔子成《春秋》而乱臣贼子惧」。后世思其说而不得，至本朝周敦颐明之，曰：「诛死者于前，所以惧生者于后也」。先之曰孔子为后世王者而修也。呜呼！知孔子者惟轲，知轲惟敦颐乎。敦颐《春秋》之学，程颢、程颐得其传，颐尝作传，而颢则间及之。若张载则与颢、颐讲明而得之，若刘绚、谢湜则见而发明之，若范祖禹诸人则见而知之，若胡安国则闻而发明之，若李侗诸人则闻而知之。其派分，其源同，说虽不无稍异，而尊王贱霸，内中国外夷狄，即事明纲常，以著人君之用，则一而已。臣幼习《春秋》，靡惑他歧，尝取敦颐以下十有七家，或著书以明《春秋》，或讲他经而及《春秋》，或其说之有合于《春秋》，皆广搜博访。始乃定其后先，审其精粗，凡总论《春秋》大旨者归之《纲领》，若专指一事而言则各附本章。夫《春秋》即天理也，天理在人，不容已也。近取诸身，《春秋》在焉，验诸履践，何莫非天理之流行？虽然，此一身之《春秋》也，而畎亩微臣之心，将冀是经自圣主昭明之，则措诸事业，何莫非天理之著见，此天下之《春秋》也。臣愿圣主昭明孔子之《春秋》，以复尧舜之常，昭明孔子之褒贬，以行尧舜之赏罚。斯与三圣异世而同符矣。则是书也，臣安敢为一家之私藏哉，安敢为一家之私藏哉！大学生臣李俞谨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