右秦《告巫咸神碑》，在凤翔府学，又一本《告亚驼神》者，在洛阳刘忱家，书辞皆同，唯偏旁数处小异。案《史记·世家》，楚子连「熊」为名者二十二，独无所谓熊相者。以事考之，楚自成王之后，未尝与秦作难。及怀王熊槐十一年，苏秦为合从之计，六国始连兵攻秦，而楚为之长，秦出师败之，六国皆引而归。今碑云「熊相率诸侯之兵以加临我」者，真谓此举，盖《史记》误以熊相为熊槐耳。其后五年，怀王忿张仪之诈，复发兵攻秦。故碑又云「今又悉兴其众，以偪我边境」也。是岁秦惠王二十六年也。王遣庶长章拒楚师，明年春，大败之丹阳，遂取汉中之地六百里。碑云「克齐，楚师复略我边城」是也。然则碑之作正在此时，盖秦人既胜楚而告于诸庙之文也。秦人尝与楚同好矣，楚人背盟，秦人疾之，幸于一胜，遍告神明，著诸金石，以垂示后世，何其情之深切一至是欤！余昔固尝怪秦、楚虎狼之国，其势若不能并立于天下，然以邻壤之近，十八世之久，而未闻以弓矢相加，及得此碑，然后知二国不相为害，乃在于盟诅之美、婚姻之好而已。战国之际，忠信道丧，口血未乾，而兵难已寻者比比皆是，而二国独能守其区区之信，历三百有馀岁而不变，不亦甚难得而可贵乎？然而《史记》及诸传记皆不及之也。碑又云：「熊相背十八世之诅盟」。今世家所载，自成王至熊相才十七世尔。又云：「楚取我边城新隍及𣃶长」。而《史记》止言六国败退而已。由是知简策之不足尽信，而碑刻之尤可贵也。秦惠公二十六年，周赧王之三年也。自碑之立，至今绍圣改元，实一千四百六年。

右石经残碑在洛阳张景元家，世传蔡中郎书，未知何所据。汉灵帝熹平四年，邕以古文、篆、隶三体书五经，刻石于太学。至魏正始中，又为一字石经相承，谓之《七经正字》。今此所传皆一体隶书，必魏世所立者，然《唐·经籍志》又有邕《今字论语》二卷，岂邕五经之外复为此乎？据《隋·经籍志》，凡言一字石经，皆魏世所为。有一字《论语》二卷，不言作者之名，而《唐志》遂以蔡邕所作，则又疑唐史传之之误也。盖自北齐迁邕石经于邺都，至河滨岸崩，石没于水者几半。隋开皇中，又自邺运入长安，未及缉理，寻以兵乱废弃。唐初，魏郑公鸠集所馀，十不获一，而传拓之本犹存秘府。前史所谓三字石经者，即邕所书，然当时一字石经存者犹数十卷，而三字石经止数卷而已。由是知汉石经之亡久矣，不能若此之多也。魏石经近世犹存，五代湮灭殆尽。往年洛阳守因阅营造司所弃碎石，识而收之，遂加意搜访，凡得《尚书》、《论语》、《仪礼》合数十段。又有《公羊》碑一段在长安，其上有马日磾等名号者，魏世用日磾等所正定之本，因存其名耳。案《洛阳记》，日磾等题名本在《礼记》碑，而此乃在《公羊》碑上，益知非邕所为也。《尚书》、《论语》之文与今多不合者，非孔安国、郑康成传之本也。独《公羊》当时无他本，故其文与今文无异，皆残阙已甚，句读断绝，一篇之中或不存数字，可胜叹惜哉！吾友邓人董尧卿自洛阳持石经纸本归，靳然宝之如金玉，而予又从而考之。其勤如是，予二人亦可谓有志于斯文矣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