昔郑、彭二令君知乡邑时作也，大意在于先教化、后刑罚，使风俗知劝，人皆为士君子之归。然世之作邑者往往困于文书之期会，窘于财赋之煎熬，齐民之道，惟知有刑罚而已，奚暇以教化为先务哉。如二令君之待斯民，亦可谓仁也已。余学制宜丰，每念无以及人，而人之相欺、相陵、相斗、相夺、相戕贼、相诋讦，以唆教作生涯，以胁持立门户，风俗之弊，视郑君所谓违理逆德之事、彭君所谓乖争之端，情态万状者殆有甚焉。因叹曰，天生烝民，有物有则，民之秉彝，好是懿德。斯民之生，未尝无良心也，其所以陷溺其良心，不好德而好讼者，盖亦刀笔之习相帅成风而不自觉耳。余公退之暇，遂取旧编，附益之以前言往行，以广二令君未尽之意，凡以讼来者，随其事示之，间有感悟。然犹虑不能家至户晓，乃捐俸刻梓以传。使尔民之于家庭、于族里、于亲戚朋友递相训告，率而行之。勿狃故习，勿犯非法，但可以迁善而远罪，即可以昌门户而益子孙，所为不昧，天亦不违，此可谓自爱其身者矣。尔民幸听，毋忽诸。辛酉秋，瑞芝亭长天台应俊书。

朱子《四书》，如日星丽天，万象昭著。然学者傥不精体深验，而以易心读之，则毫釐之差，违道已远。盖其语脉流行之处，辞气抑扬之间，皆精义至理之所遇也。格庵赵公始作《纂疏》，蒐辑一门师友之言，字字研覈，又为推说其所未备，而后读者涣然怡然，皆得其门而入。朱子有功于《四书》，格庵又有功于朱子矣。俊叨恩守括，乃以邦人之志请入梓，教授倪君澄、王君庆高先后为校雠，且涖其役。《论》《孟》成，会缙云令王君既济已刊《中庸》、《大学》，遂并列于学官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