越之为郡，介于江山之间，而濒川以为居，人择其膏腴平浅之地而田之。岁时山源暴流，弥漫数百里，田者废不治，居者走保山阜，患不能支。当东汉之盛时，马侯臻为其太守，为之堤其宽闲之地以为湖，既以备旱暵之灾，而暴流或下，有以潴之，又备其蓄泄之不宜也。于是作三大斗门于其山隅，以导其川于江海之内。既除其水旱之虞，而民患遂去，越人蒙其利，至于数百年之长。而湖积堙塞，与堤略平，而斗门益隳坏不治，水旱大至，无所支，越人滋不宁。嘉祐四年，赞善大夫李君茂先适治其县，诱其邑之人魏元象、魏组、戴庸等，相与谋于邑之著姓，协其力而缮之。凡费木石一千馀缗，用人之力千有馀工，于是广陵之斗门复完，而越人之患又从而息。予尝考天下之利患，见水上之事，惟《禹贡》为详。今按其书而求其地之废兴，而禹之迹往往而在。然而昔之酾而为川者，今奠而为丘矣；向之壅而为固者，今凿而为渠矣。盖三代治时之法，废于六国交侵之时，人自保其所有而安之，瀹汇排放，一附以己意，不务循禹之为迹，故民到今病之。今观马侯之之遗制，故尝巡行周视，得其利害之详，然后开湖凿门，以纾其患，以至于今。使后人袭其迹而治之，其利仍存而不废，以至于无穷矣。使夫禹之遗迹，亦若马侯之利有以更兴者，则天下水土之事，无复病于今矣，故并叙其所感者书之。嘉祐八年十月望日记。文林郎、守主簿王冲，朝奉郎、守太子右赞善大夫、知县事兼提举鉴湖、武骑尉吴安，朝奉郎、尚书屯田员外郎、通判越州军州兼管内堤堰桥道劝农、同提点银埸公事、骑都尉、赐绯鱼袋张诜立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