丞相司马公既葬之明年，天子敕翰林学士苏公撰公隧碑之文，论次大节元勋而铭之，上亲为篆字，以表其首，曰「忠清粹德之碑」。且命内侍李永言、从孙桂督将作百工，调卒募夫，起楼于墓之东南以居焉。永言、桂既受命，即裁省浮华，损约制度，使无侈前人，无废后观，凡七月而毕事。其土木金石、圬墁丹雘之工，总会一万六千有奇，而所损之数称是。楼之大制，基极相距凡四丈有五尺，上为四门，门二牖；下为二门，门一墄。复阁周于碑，回廊环于阁，缭垣四起，为之蔽卫，此其大略也。至于连甍旅楹、从广延袤之详，则匠氏存焉。窃尝念本朝元老之勋德既如彼，而天子之褒恤又如此，不可蔑而无闻也。尝思发明朝廷之意，而揄扬君相之美，刻石纪实，使天下后世晓然知之，盖亦不敢徒为有司之文具而已。伏观前古致治之隆，无踰于三代之盛，非独君之圣也，臣知尽其忠；非独臣之贤也，君能致其礼。上致礼以使下，下尽忠以报上，故当时太平有不足致，而后世高仰若不可及也。昔之大臣有左右弼亮之劳，吁谟献纳之勤者，天子既录之于其生，又录之于其死，是以藏名于盟府，配飨于宗庙，纪于旂常，勒于钟鼎，使与日月并垂，金石不泯，其为纪功，可谓至矣。虽然，又不若巨碑伟字，陈列茂绩，岿然立于墓道之前，使千载而下知尧舜之君有稷卨之臣，观其文如睹其人，思其人如生其世，遐想高慕而不可见，则欷吁叹息而不自胜。非独缙绅之士能讲论谈述于上，而闾阎之民亦将讴歌吟颂于下，其踰于古，顾不多哉！呜呼，后之视今，且复如是，况适当其时，而亲目其事者，安得而默也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