古之人臣所以告其君者，不可得而详矣。考之于书，皋陶之矢厥《谟》，伊尹之作《伊训》，傅说之作《说命》，周公之作《无逸》，大抵皆后之谏疏也。至于《君奭》之篇，所以告召公者，既历举商之诸臣，而又曰有若虢叔、闳夭，有若散宜生、大颠，有若南宫括，并及乎周之贤臣而申言之。盖古圣贤之相告相勉者，无非以前闻人为法。虽五臣之谋谟不可见，以周公之言推之，则遗风馀烈尚可想也。汉兴，将相名臣议论务在宽厚，意其当时兰台石室之所藏，金匮玉版之所载，一时名臣奏陈，未必不萃此书。降武、宣以后，博士议郎备中朝顾问应对者，未闻举一言以告其主，宜乎武、宣之治，不能守高、文之旧。若魏相条汉兴以来贤臣贾谊、晁错、董仲舒所言，奏请施行，虽曰得国家之大体，然考其时，滥赵、盖、韩、杨之诛，开金、张、许、史之渐。宣帝虽以守兴之君，而为基祸之主，乌在其为条陈故事也？惟我国朝淳化懿纲，远接三代，小臣不佞，窃窥累朝国论，则淳厚见于立国之初，中正作于庆历之际，矫激起于熙宁之后。方其淳厚也，如大羹玄酒，淡乎其味；朱弦疏越，纯如其音。及其中正也，则朝阳鸣凤而见者歌舞，法筵龙象而闻者作兴。至其矫激也，则大冬严霜而松柏不彫，惊湍骇浪而巨石不转。即诸臣之言以考一代之治，虽医者用药各有不同，而参苓乌喙，皆足以收药石之效。故当时公道大行，尽言无隐，忠言极谏皆萃于朝，流芳简册，足以垂万世之宏规。逮夫绍圣以后，议论一反一覆，钳天下以一人之口，掩天下以一人之目。而祖宗良法美意无复一存。夫以先朝名公钜卿章疏，联篇累牍，未易管窥。然要其大纲，则畏天命也，法祖宗也，恤人言也。而或者乃以三不足之说反之，遂使小人祖述其说以祸天下。始作俑者，未尝不痛恨于荆舒也。明鉴之垂，前车之戒，凡有志于国家者，其可舍是而他求哉？先正丞相忠定福王赵公曩尝编类《国朝名臣奏议》，开端于闽郡，奏书于锦城，亦已上彻乙览。淳熙至今，踰六十年矣，蜀旧锓木已燬于鞑。公之孙尚书阁学必愿绳武出填，尝命工刊刻而未就。适季温以臬事摄郡，捐金命郡文学掾朱君貔孙继成之。念昔先大父芗室容受忠定之知，尝同蜀之名流预讨论之列。今既遂尚书之志，亦可发扬先祖旧事。自兹家藏此书，举以告君，推以治国，以复我宋纯懿之治，犹有望焉。《诗》云：「子子孙孙，勿替引之」。尚二家臣子拳拳继世之忠云。淳祐庚戌立秋日，朝请大夫、权福建路提点刑狱公事、兼本路劝农提举河渠公事、提举弓手寨兵、借紫眉山史季温百拜谨跋。

先大父芗室先生所注《山谷外集》诗脱藁之日，永嘉白石钱先生文季为之序引，锓木于眉，盖宁宗嘉定元年戊辰岁也。是书已行于世，其后大父优游林泉者近十年，复参诸书为之增注，且细考山谷出处岁月，别行诠次，不复以旧集古律诗为拘。考订之精，十已七八。其间不可尽知者，附之本年。蜀板已燬，遗藁幸存，今刻之闽宪治，庶与学者共之。并以大父实录本传附见。淳祐庚戌嘉平旦日，孙朝请大夫、福建路提点刑狱公事季温百拜谨跋。

淳祐十年秋先重阳十日，眉山史季温与建张毅然、莆赵时愿会于道山亭，杯茶清话，不减登高之乐。

淳祐辛亥立春后一日，移漕建水，挈家游鼓山，登小顶峰，俯瞰山川城郭如画，晚饮天风海涛，盖武夷翁旧题也。留诗石间，以纪岁月。眉山史季温子威父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