谨再拜上书某官阁下：某闻古今之论者曰，善为国者无它，使贤者能者帅职就列而不敢伏，斯至治已。善为仕者无它，使国家求与之共事而后出焉，斯善士已。《书》曰：「克明俊德」。道贤杰之在位也。《易·泰》之象曰：「上下交而其志通也」。道上之所以接下也。然是二者有说焉。世固不疑贤能之可以兴治，而谓仕者待上求与之共事而后出焉，不亦越乎。夫古今异宜，亦岂尝谓若成汤之于伊尹，鲁侯之于周丰，而后谓之求之哉？彼疏远穷贱之士，介持自守，无望于朝廷，而爵命有以及之，斯岂非求之之效欤。夫识度有高卑，智略有广狭，诚使以德举者不夺其职，以材用者不逾其分，则山林枯槁之士举欣欣然继踵而至矣，又况其近者乎。伏惟某官阁下以全德静度，寅亮王室，谟明辅和，清静缉熙，功业日新而无比，仁化风动而弥远。贤者在位，能者在职，可谓至治之极矣。某也疏远穷贱之士也，无左右之介，未尝得至于门下，仲尼曰：「邦有道，贫且贱焉耻也」。窃自念勤身苦志，从事于学，幸不后于众人，不见弃于朋友，傥可与重昏庸昧之伦长甘贫贱之耻乎？古人有言曰：「百发一不中，不可谓之善射」。射末艺也，固以全之为美。今虽贤杰群萃，而疏远穷贱有遗而不省者，将非百中之美乎。伏惟阁下念之。传曰：「言以足志」。不言谁知其志，《虞书》曰：「赋纳以言」。仲尼曰：「不知言，无以知人也」。诚谓阁下必以言而知人，故敢冒进其说焉。伏惟阁下亮之。庄周之书曰：「远使之而观其忠，近使之而观其恭，烦使之而观其能，卒然问焉而观其知，急与之期而观其信，委之以财而观其仁」。古之君子，其察人如此之详也。某也不肖，惟阁下所以命之，干冒尊严（云云）。

夫计亿兆者始于一，总众异者归于同。古今兼载，则竹帛不能纪；撮其机会，则事尽于终卷。六经具而诸子兴，文籍烦而谱谍作。太史公云黄帝以来，皆有年数，咸不同乖异。历汉、魏、晋，去古益远，众言不本于经，夸者务为诡诞。包牺前后逮周厉王竞列，年祀更相违背，辽邈无据，安能考质，存其一说，备列于下，与删弃不取者，莫知孰得孰失焉？疑年茫昧，借日名甲子以纪之；共和以后，则用岁阳岁名而著于上，示相别也。班固谓《三统历》最密，杜元凯推《春秋》当时之历，见二百五十五年晦朔闰及日食，而云《三统历》术比诸家最疏，推经传朔日皆不谐合也。京兆万年刘恕撰。

孔子作《春秋》，笔削美刺，子游、子夏门人之高弟不能措一辞。鲁太史左丘明以仲尼之言高远难继而为之作传，后之君子不敢绍续焉，惟陆长源《唐春秋》、尹洙《五代春秋》。非圣人而作经，犹春秋吴楚之君僭号称王，诛绝之罪也。《左氏传》据鲁史，因诸侯国书，系年叙事。《春秋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，其事实皆形于传，故隐其书而不宣，以免时难。后汉献帝以班固《汉书》文繁难省，命荀悦依《左传》体为《汉纪》，言约事详，大行于世。晋太康初，汲郡人发魏襄王冢得《纪年》，文意大似《春秋》，其所记事多与左氏符同，诸儒乃知古史记之正法。自是袁宏、张璠、孙盛、干宝、习凿齿以下为编年之书，至唐、五代其流不废，汉、晋起居注，梁、唐实录皆其遗制也。《国语》亦左丘明所著，载内传遗事，或言论差殊而文词富美，为书别行。自周穆王尽晋知伯、赵襄子，当贞定王时，凡五百馀年，虽事不连属，于史官盖有补焉。七国有《战国策》，晋孔衍作《春秋后语》，并时分国，其后绝不录焉。唐柳宗元采摭片言之失，以为诬淫，不槩于圣，作《非国语》六十七篇，其说虽存，然不能为《国语》轻重也。司马迁始撰本纪、年表、八书、世家、列传之目，史臣相续，谓之正史。本朝去古益远，书益烦杂，学者牵于属文，专尚《西汉书》，博览者乃及《史记》、《东汉书》。而近代士颇知《唐书》，自三国至隋，下逮五代，懵然莫识。承平日久，人愈怠惰。《庄子》文简而义明，玄言虚诞而似理，功省易习，陋儒莫不尚之，史学寖微矣。案历代国史，其流出于《春秋》，刘歆叙《七略》，王俭撰《七志》，《史记》以下皆附《春秋》。荀勖分四部，史记旧事入丙部，阮孝绪《七录·记传录》纪史传，由是经与史分。夫今之所以知古，后之所以知今，因善恶以明褒贬，察政治以见兴衰，《春秋》之法也。使孔子赞《易》而不作《春秋》，则后世以史书为记事琐杂之语，《春秋》列于六艺，愚者莫敢异说，而终不能晓也。恕皇祐初举进士，试于礼部，为司马公门生，侍于大儒，得闻馀论。嘉祐中，公尝谓恕曰：「春秋之后，迄今千馀年，《史记》至《五代史》一千五百卷，诸生历年莫能竟其篇第，毕世不暇举其大略，厌烦趋易，行将泯绝。予欲托始于周威烈王命韩、魏、赵为诸侯，下讫五代，因丘明编年之体，仿荀悦简要之文，网罗众说，成一家书」。恕曰：「司马迁以良史之才，叙皇帝至秦汉兴亡治乱。班固已下，世各名家。李延寿总八朝为南北史，而言词卑弱，义例烦杂。书无表、志，沿革不完。梁武帝通史、唐姚康复统史，世近亡轶，不足称也。公欲以文章论议成历世大典，高勋美德，褒赞流于万世；元凶宿奸，贬绌甚于诛殛，上可继仲尼之经、丘明之传，司马迁安可比拟，荀悦何足道哉」？治平三年，公以学士为英宗皇帝侍讲，受诏修《历代君臣事迹》，恕蒙辟置史局。尝请于公曰：「公之书不始于上古或尧舜，何也」？公曰：「周平王以来事包《春秋》，孔子之经不可损益」。曰：「曷不始于获麟之岁」？曰：「经不可续也」。恕乃知贤人著书，尊避圣人也，如是儒者可以法矣。熙宁三年冬，公出守京兆，明年春移帅颍川，固辞不行，退居洛阳。恕褊狷好议论，不敢居京师，请归江东养亲。公以新书未成，不废刊削。恕亦遥隶局中，尝思司马迁《史记》始于黄帝，而包牺、神农阙漏不录；公为历代书而不及周威烈王之前，学者考古，当阅小说，取舍乖异，莫知适从。若鲁隐之后，止据《左氏》、《国语》、《史记》、诸子而增损，不及《春秋》，则无与于圣人之经。包牺至未命三晋为诸侯，比于后事，百无一二，可为前纪。本朝一祖四宗一百八年，可请实录、国史于朝廷，为后纪。昔何承天乐资作《春秋》前后传，亦其比也。将俟书成，请于公而为之。熙宁九年，恕罹家祸，悲哀愤郁，遂中瘫痹，右肢既废，凡欲执笔，口授稚子羲仲书之。常自念平生事业无一成就，史局十年，俛仰窃禄。因取诸书，以《国语》为本，编《通鉴前纪》。家贫，书籍不具，南徼僻陋，士人家不藏书，卧病六百日，无一人语及文史，昏乱遗忘，烦简不当。远方不可得国书，绝意于后纪，乃更《前纪》曰《外纪》，如《国语》称《春秋外传》之义也。自周共和元年庚申至威烈王二十二年丁丑，四百三十八年见于《外纪》，自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至周显德六年己未，一千三百六十二年载于《通鉴》，然后一千八百年之兴废大事，坦然可明。昔李弘基用心过苦，积年疾而药石不继。卢升之手足挛废，著《五悲》而自沈颍水。予病眼病创，不寐不食，才名不逮二子，而疾疹艰苦过之。陶潜豫为祭文，杜牧自撰墓志，夜台甫迩，归心若飞，聊叙不能作前后纪而为《外纪》焉。他日书成，公为前后纪，则可删削《外纪》之烦冗，而为《前纪》，以备古今一家之言。恕虽不及见，亦平生之志也。

形而上者谓之天，形而下者谓之地。天者阳之积也，地者阴之积也。阳用其精，阴用其形。鬼神者视之不见，听之不闻，精之至也，故属天。人物者言而为声，行而为事，形之至也，故属地。《周书》曰：「重黎绝地天通」。重者治神之官也，黎者治民之官也，民神易治，则幽明不相乱，清浊不相惑，是谓天地不相通矣。然则神何以乱民？曰鬼神之情微矣。茫洋乎，其不可以智通也，恍惚乎，其不可以类求也。故古者惟事神为难。谓其必无邪，天之垂日星，地之列山川，宗庙之居祖考，皆物也。谓之必有邪，光景不见于民，耆好不通于人，以有责之，殆不信矣。故圣人之事神，处于有无之间，致其不可知也，然后民信之；示其不可黩也，然后民畏之。及世之治民，于是以有责于神，此神所以乱民也。然则民何以乱神？曰民者冥也，欲利而避害，情所同也。福者利之大者也，祸者害之极者也。祸福者鬼神之所为也，民弃常而好异，舍明而事幽，祀非祭之鬼，祈无妄之福，则民乱于神矣。然则为其治者奈何？曰：祭祀以其时，兆位以其常，尊卑以其等，如此则神治矣。业有常守，事有常法，教有常俗，如此则民治矣。春祠、夏礿、秋尝、冬蒸，三年而禘，五年而祫，冬至祀天，夏至祀地，山川日月、风雨江海皆有其日时也。祭天圜丘，祭地方泽，兆五帝于四郊，山川丘陵，各因其方建国之神位，左宗庙、右社稷，常也。德盛者祭广，德薄者祭卑。天子祀天，诸侯祭土，大夫三庙，士二庙，无田者不祭。牺牲衣服、鼎俎笾豆，各视其命数等也。三者明则祀有常而神不乱矣。士农工商，四者谓之业，士者为学，农者为耕，工者为器，商通有无，此之谓事。父子有亲，君臣有义，夫妇有别，长幼有序，朋友有信，此之谓俗。三者明则人不妄求，而民不乱矣。故重黎之绝地天通者，由此道也。

平生有二十失：佻易卞急，遇事辄发；狷介刚直，忿不思难；泥古非今，不达时变；疑滞少断，劳而无功；高自标置，拟伦胜己；疾恶太甚，不恤怨怒；事上方简，御下苛察；直语自信，不远嫌疑；执守小节，坚确不移；求备于人，不恤咎怨；多言不中节，高谈无畔岸，臧否品藻，不掩人过恶；立事违众，好更革应事；不揣己度德，过望无纪；交浅而言深，戏谑不知止；任性不避祸，论议多讥刺；临事无机械，行己无规矩；人不忤己而随众毁誉；事非祸患而忧虞太过；以君子行义责望小人。非惟二十失，又有十八蔽：言大而智小，好谋而阔论，剧谈而不辨，慎密而漏言，尚风义而龌龊，乐善而不能行，与人和而好异议，不畏彊禦而无勇，不贪权利而好躁，俭啬而徒费，欲速而迟钝，闇识而强料事，非法家而深刻，乐放纵而拘小礼，易乐而多忧，畏动而恶静，多思而处事乖忤，多疑而数为人所欺。事往未尝不悔，它日复然。自咎自笑，亦不自知其所以然也。

密古侯国也，在周天子时为王圻，惟洛阳处四方之中，天地温仁之气始乎东南，肃杀之气肇于西北。絪缊旁礴，起而相接，至于地中而大和会，故四序节于是，风雨时于是。降而在人，其温仁肃栗盖均有焉。以学则达，以从事则明，是其履中气而不偏者也。先王之所以建都，岂特取其道里远近均哉，亦因人之易化而政易行也。密于洛阳为近，在周时贤君闻人固多，事久不传。去周三百年而卓公始治之，劳心爱人，教化兴行，百姓至不忍欺焉。由卓公至今千馀岁矣，其上遂无善政可述，其乡遂无闻人可称，岂天地之中气更于前乎，抑化之者失其术耶？七年，友人杨君始为此邑。杨君儒者，好古而甚详，故其从政知所先后。既至，则平狱讼，辨曲直，诛其无良，而拯其无告。豪猾大奸，始畏威而知有刑罚焉，曰：「此足以制犷民矣，所以惠善民者未也」。革簿书，均富贵，籍丁口田亩、桑柘庐舍、马牛民人之数，一豪不以在吏。上有赋役，视其财力而等差之，百姓始得其职，兼并者不独逸，鳏寡者有以自活，曰：「此足以惠善民矣，所以兴秀民则未也」。于是始为学，因仲尼之庙而权舆焉。财不出于府，而木石塼甓之费备；农不失其时，而朴斲涂塈之役饶。其显敞足以行礼，其俭素足以为法。益求经籍，增置廪米迎明师而居之。身为执经，以先诸生，于是里人举欣欣然慕从。夫县令南面而治，有君人之道焉。其于化民风下，足以移易，又况因天地之中，先王之教素著乎。孔子曰：「三年学，不至于谷不易得也」。县令虽亟迁，固常三年淹此，杨君之去，君见密人之学而成德者多矣。邑多贤者，则百姓与行，忠信相与，于以继卓公不忍欺之政，不其然乎。故为作记刻石，以示来者，以风邻鄙，以识密政之可法，以知吾言之信也。年月日刘某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