道不明，由无公议也；议不公，由无真儒也。冠圆履方，孰不为儒？诵诗读书，孰不学道？必有得焉而后能自信，必自信焉而后信于人。目或蔽于所见，耳或蔽于所闻，耳目之蔽，心之蔽也，公议何有哉？《易》曰：「问以辩之」。《中庸》曰：「辩之弗明，弗措也」。道之不明久矣，辩其可已乎？昔战国有孟轲氏愿学孔子，术儒术，道王道，言称尧、舜，辞辟杨、墨，倡天下以仁义，圣人之道蚀而复明，孟子力也。孟氏没，斯道将晦，七篇之书幸免秦火，后之读其书者，虽于时措之，宜未能尽识，至其翕然称曰孔孟，岂可厚诬天下后世，以为无真儒、无公议哉？噫，道同则相知，道不同则不相知。兰陵荀卿，大儒也，以性为恶，以礼为伪，异哉其所谓道，无惑乎不知孟氏，并七十二子而非之也。本朝先正司马温公与夫李君泰伯、郑君叔友，皆一时名儒，意其交臂孟氏而笃信其书矣。温公则疑而不敢非，泰伯非之而近于诋，叔友诋之而逮乎骂。夫温公之疑，疑信也，俟后学有以辩明之。彼二君子昧是意，其失至此，人之讥诮不恤也，岂以少年豪迈之气攻呵古人而追悔不及欤？伊川程先生谓孟子有泰山岩岩之气象，乃知非而诋、诋而骂者，殆犹烟雾蓊兴，时焉蔽之耳，何损于岩岩？余惧世之学者随波逐流，荡其心术，仁义之道益泯，于是取三家之说，折以公议而辩之，非敢必人之信，姑以自信而已。命之曰《尊孟辨》，俟有道者就而正焉。隆兴纪元初春望日，建安余允文隐之序。

余作《尊孟辨》，出以示诸友。或曰：「温公之疑，辨焉可也，李、郑之说不根，奚足辨哉」？余曰：子以李、郑二子名位勋业之卑欤，何为不足辨？彼亦文士也。今欲明大道、示至公，苟于贵贱尊卑有所汰择，是亦徇时态之所为，其心已不公矣。道胡为而明？又况《常语》、《折衷》之文盛行于世。陈次公且谓刘歆以《诗》、《书》助王莽，荀文若说曹孟德以王伯，乃孟子一体，以《常语》有大功于名教。传说亦谓孟子教诸侯叛天子，为非孔子之志，「尽信书不如无书」之说为今之害，以《常语》不作，孰为究明？如温公之疑，曾无称述之者，岂可谓此可辨而彼不足辨哉？或又曰：「近世如何深之删《孟》，晁说之诋孟，刘原父、道原、张俞辈皆非议孟子，然皆不取信后学，兹固不足辨。如后汉王充著《论衡》，而有《刺孟篇》，近世苏公轼作《论语说》，而与孟子辨者，学者诵习其书，以媒进取者总总也，可无辨乎」？余曰：诺。遂取王之刺者十，苏之辨者八，并辨之，以为《尊孟续辨》。虽然，孟子之书，如日星丽天，有目者皆知尊之，岂待余之辨而后尊耶？曰「尊孟」云者，余自谓也，有见闻与余同者，当共尊之矣。乾道八年夏六月甲寅，寓东阳毋自欺斋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