案《周礼·考工记》云，「夏后氏世室，殷重屋，周明堂，皆五室」。郑注云：「此三者，或举宗庙，或举王寝，或举明堂，互言之，以明其制同也」。若然，则夏、殷之世已有明堂矣。唐、虞以前，其事未闻。戴德《礼记》云：「明堂凡九室十二堂」。蔡邕云：「明堂者，天子太庙，飨功养老，教学选士，皆于其中，九室十二堂」。案戴德撰《记》，世所不行，且九室十二堂，其于规制，恐难得厥衷。《周礼》营国，左祖右社，明堂在国之阳，则非天子太庙明矣。然则《礼记·月令》，四堂及太室皆谓之庙者，当以天子暂配飨五帝故耳。又《王制》云：「周人养国老于东胶」。郑玄注云：「东胶即辟雍，在王宫之东」。又《诗·大雅》云：「邕邕在宫，肃肃在庙」。郑注云：「宫，谓辟雍宫也，所以助王。养老则尚和，助祭则尚敬」。又不在明堂之验矣。案《孟子》云：「齐宣王谓孟子曰，吾欲毁明堂」。若明堂是庙，则不应有毁之问。且蔡邕《论明堂之制》云：「堂方一百四十尺，象坤之策；屋圆径二百一十六尺，象乾之策；方六丈，径九丈，象阳阴九六之数；九室以象九州，屋高八十一尺，象黄钟九九之数；二十八柱以象宿；外广二十四丈以象气」。案此皆以天地阴阳气数为法，而室独象九州何也？若立五室以象五行，岂不快也？如此，蔡氏之论，非为通典，九室之言，或未可从。窃寻《考工记》，虽是补阙之书，相承已久，诸儒注述，无言非者，方之后作，不亦优乎？且《孝经援神契》、《五经要义》旧《礼图》皆作五室，及徐、刘之论，同《考工》者多矣。朝廷若独绝今古，自为一代制作者，则所愿也。若犹祖述旧章，规摹前事，不应舍殷、周成法，袭近代妄作。且损益之极，极于三王，后来疑议，难可准信。郑玄云：「周人明堂五室，是帝各有一室也，合于五行之数，《周礼》依数，以为之室，施行于今。虽有不同，时说然耳」。寻郑此论，非为无当。案《月令》亦无九室之文，原其制置，不乖五室。其青阳右个即明堂左个，明堂右个即总章左个，总章右个即玄堂左个，玄堂右个即青阳左个。如此，则室犹是五，而布政十二。五室之理，谓为可安。其方圆高广，自依时量。戴氏九室之言，蔡子庙学之议，子干灵台之说，裴逸一屋之论，及诸家纷纭，并无取焉（《魏书·贾思伯传》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