余谓论事辨物，当取正于经典之真文，援证定疑，必有验于周孔之遗训，然后可以称准的矣。今礼文残缺，圣言靡存，明堂之制，谁使正之。是以后人纷纠，竞兴异论，五九之说，各信其习。是非无准，得失相半。故历代纷纭，靡所取正。乃使裴頠云：「今群儒纷纠，互相掎摭，就令其象可得而图，其所以居用之礼，莫能通也，为设虚器耳。况汉氏所作四维之个，复不能令各处其辰。－愚以为尊祖配天，其义明著，庙宇之制，理据未分。直可为殿屋以崇严父之祀，其馀杂碎，一皆除之」。斯岂不以群儒舛互，并乖其实，据义求衷，莫适可从哉？但恨典文残灭，求之靡据而已矣。乃复遂去室牖诸制。施之于教，未知其所隆政，求之于情，未可嵛其所以必须。惜哉言乎！仲尼有言曰：「赐也，尔爱其羊，我爱其礼」。余以为隆政必须其礼，岂彼一羊哉！推此而论，则圣人之于礼，殷勤而重之，裴頠之于礼，任意而忽之，是则頠贤于仲尼矣。以斯观之，裴氏之子以不达而失礼之旨也。余窃不自量，颇有鄙意，据理寻义，以求其真，贵合雅衷，不苟偏信。乃藉之以《礼》传，改之以训注，博采先贤之言，广搜通儒之说，量其当否，参其同异，弃其所短，收其所长，推义察图，以折厥衷。岂敢必善，聊亦合其言志矣。

凡论明堂之制者虽众，然校其大略，则二途而已。言五室者，则据《周礼·考工》之记以为本，是康成之徒所执；言九室者，则案《大戴·盛德》之篇以为源，是伯喈之论所持。此之二书，虽非圣言，然是先贤之中博见洽通者也。但各记所闻，未能全正，可谓既尽美矣，未尽善也。而先儒不能改其当否，便各是所习，卒相非毁，岂达士之确论哉？小戴氏传礼事四十九篇，号曰《礼记》，虽未能全当，然多得其衷，方之前贤，亦无愧矣。而《月令》、《玉藻》、《明堂》三篇，颇有明堂之义，余故采掇二家，参之《月令》，以为明堂五室，古今通则。其室居中者谓之太室，太室之东者谓之青阳，当太室之南者谓之明堂，当太室之西者谓之总章，当太室之北者谓之玄堂。四面之室，各有夹房，谓之左右个，三十六户七十二牖矣。室个之形，今之殿前，是其遗像耳。个者，即寝之房也。但明堂与寝，施用既殊，故房、个之名，亦随事而迁耳。今粗书其像，以见鄙意，案图察义，略可验矣。故检之五室，则义明于《考工》；校之户牖，则数协于《盛德》；改之施用，则事著于《月令》；求之闰也，合《周礼》与《玉藻》。既同夏、殷，又符周、秦，虽乖众儒，傥或在斯矣。

《考工记》曰：「周人明堂，度以九尺之筵，东西九筵，南北七筵，堂崇一筵。五室，凡室二筵。室中度以几，堂上度以筵」。余谓《记》得之于五室，而谬于堂之修广。何者？当以理推之，令惬古今之情也。夫明堂者，盖所以告月朔、布时令、宗文王、祀五帝者也。然营构之范，自当因宜创制耳。故五室者，合于五帝各居一室之义。且四时之祀，皆据其方之正。又听朔布令，咸得其月之辰。可谓施政及祀，二三俱允，求之古义，窃为当矣。

郑康成，汉末之通儒，后学所宗正，释五室之位，谓土居中，木火金水，各居四维。然四维之室，既乖其正，施令听朔，各失厥衷。左右之个，弃而不顾，乃反文之以美说，饰之以巧辞。言水木用事，交于东北，木火用事，交于东南，火土用事，交于西南，金水用事，交于西北。既依五行，当从其方，用事之交，出何经典？可谓攻于异端，言非而博，疑误后学，非所望于先儒也！《礼记·玉藻曰》：天子「听朔于南门之外，闰月则阖门左扉，立于其中」。郑玄注曰：「天子之庙及路寝，皆如明堂制。明堂在国之阳，每月就其时之堂而听朔焉。卒事，反宿路寝亦如之。闰月非常月，听其朔于明堂门下，还处路寝门终月也」。而《考工记》「周人明堂」，玄注曰：「或举王寝，或举明堂，互言之，以明其制同也」。其同制之言，皆出郑注。然则明堂与寝，不得异矣。而《尚书·顾命篇》曰：「迎子钊南门之外，延入翼室」。此之翼室，即路寝矣。其下曰，「大贝贲鼓在西房」，「垂之竹矢在东房」，此则路寝有左右房见于经史者也。《礼记·丧大记》曰，「君夫人卒于路寝」，小敛，「妇人带麻于房中」，郑玄注曰：「此盖诸侯礼，带麻于房中，则西房南天子诸侯左右房，见于注者也。论路寝则明其左右，言明堂则阙其左右个，同制之说，还相矛盾，通儒之注，何其然乎？使九室之徒奋笔而争锋者，岂不由处室之不当哉？

《记》云：东西九筵，南北七筵，五室，凡室二筵，置五室于斯堂，虽使班、倕构思，王尔营度，则不能令三室不居其南北也。然则三室之间，便居六筵之地，而室壁之外，裁有四尺五寸之堂焉。岂有天子布政施令之所，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之堂，周公负扆以朝诸侯之处，而室户之外，仅馀四尺而已哉？假在俭约，为陋过矣。论其堂宇，则偏而非制，求之道理，则未惬人情，其不然一也。

余恐为郑学者，苟求必胜，竞生异端，以相訾抑。云二筵者，乃室之东西耳，南北则狭焉。余故备论之曰：若东西二筵，则室口之外为文三尺五寸矣。南北户外复如此，则三室之中，南北裁各丈二尺耳。《记》云：「四房两夹窗」。若为三尺之户，二尺之窗，窗户之间，裁盈一尺。绳枢饔牖之室，荜门圭窦之堂，尚不然矣。假令复欲小广之，则四面之外，阔狭不齐，东西既深，南北更浅，屋宇之制，不为通矣。验之众涂，略无算焉。且凡室二筵，丈八地耳，然则户牖之间，不逾二尺也。《礼记·明堂》：「天子负斧扆，南向而立」。郑玄注曰：「设斧于户牖之间」。而郑氏《礼图》说扆制曰：「纵广八尺，画斧文于其上，今之屏风也」。以八尺扆置二尺之间，此之叵通，不待智者，较然可见矣。且若二筵之室，为四尺之户，则户之两颊，裁各七尺耳，全以置之，犹自不容，矧复户牖之间哉？其不然二也。又复以世代验之，即虞、夏尚朴，殷、周稍文，制造之差，每加崇饰。而夏后世室，堂修二七，周人之制，反更促狭，岂是夏禹卑宫之意，周监郁郁之美哉？以斯察之，其不然三也。又云「堂崇一筵」，便基高九尺，而壁户之外，裁四尺五寸，于营制之法，自不相称，其不然四也。又云「室中度以几，堂上度以筵」，而复云「凡室二筵」，而不以几，还自相违，其不然五也。以此验之，记者之谬，抑可见矣。

《盛德篇》云：「明堂凡九室，三十六户，七十二牖，上圆下方，东西九仞，南北七筵，堂高三尺也」。余谓《盛德篇》得之于户牖，失之于九室。何者？五室之制，傍有夹房，面各有户，户有两牖。此乃因事立则，非拘异术，户牖之数，固自然矣。九室者，论之五帝，事既不合，施之时令，又失其辰。左右之个，重置一隅，两辰同处，参差出入，斯乃义无所据，未足称也。且又堂之修广，裁六十三尺耳。假使四尺五寸为外之基，其中五十四尺便是五室之地。计其一室之中，仅可一丈，置其户牖，则于何容之哉？若必小而为之，以容其数，则令帝王侧身出入，斯为怪矣。此匪直不合典制，抑亦可哂之甚也。余谓其九室之言，诚亦有由。然窃以为戴氏闻三十六户、七十二牖，弗见其制，靡知所置，便谓一室有四户之窗，计其户牖之数，即以为九室耳。或未之思也。蔡伯喈，汉末之时学士，而见重于当时，即识其修广之不当，而必未思其九室之为谬，更修而广之，假其法象。可谓因伪饰辞，顺非而泽，谅可叹矣。

余今省彼众家，委心从善，庶探其衷，不为苟异。但是古非今，俗间之常情，爱远恶近，世中之恒事。而千载之下，独论古制，惊俗之谈，固延多诮。脱有深尝君子者，览而揣之，傥或存焉（《魏书·逸士李谧传》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