臣闻建国有计，虽危必安；施化能和，虽寡必盛；治乖人理，虽合必离；作用失机，虽成必败。此乃古今同然，百王之定法也。伏惟大魏应天明命，兆启无穷，毕世后仁，祚隆七百。今二虢京门，下无严防；南北二中，复阙固守。长安、邺城，股肱之寄；穰城、上党，腹背所凭。四军五校之轨，领护分事之式，徵兵储粟之要，舟车水陆之资，山河要害之权，缓急去来之用，持平赴救之方，节用应时之法，特宜修置，以固堂堂之基。持盈之体，何得而忽？居安之辰，故应危惧矣。

且法开清浊，而清浊不平；申滞理望，而卑寒亦免。士庶同悲，兵徒怀怨。中正卖望于下里，主案舞笔于上台，真伪混淆，知而不纠，得者不欣，失者倍怨。使门齐身等，而泾渭淹殊；类应同役，而苦乐悬异。士人居职，不以为荣；兵士役苦，心不忘乱。故有竞弃本出（《北史》作「生」。），飘藏他土。或诡名托养，散在人间；或亡命山薮，渔猎为命；或投伏强豪，寄命衣食。又应迁之户，逐乐诸州；应留之徒，避寒归暖。兼职人子弟，随逐浮游，南北东西，卜居莫定。关禁不修，任意取适。如此之徒，不可胜数。爪牙不复为用，百工争弃其业。混一之计，事实阙如；考课之方，责办无日。流浪之徒，决须精校。今强敌窥时，边黎伺隙，内民不平，久戍怀怨，战国之势，窃谓危矣。必造祸源者，北边镇戍之人也。

若夫一统之年，持平用之者，大道之计也。乱离之期，纵横作之者，行权之势也。故道不可久，须文质以换情，权不可恒，随洿隆以收物。文质应世，道形自安；洿隆获衷，权势亦济。然则王者计法之趣，化物之规，圆方务得其境，人物不失其地。又先帝时，律令并议，律寻施行，令独不出，十馀年矣。臣以令之为体，即帝王之身也，分处百揆之仪，安置九服之节，经纬三才之伦，包罗六卿之职，措置风化之门，作用赏罚之要，乃是有为之枢机，世法之大本也。然修令之人，亦皆博古，依古撰置，大体可观，比之前令，精粗有在。但主议之家，太用古制。若全依古，高祖之法，复须升降，谁敢措意，有是非哉？以是争故，久废不理。然律令相须，不可偏用，今律班令止，于事甚滞。若令不班，是无典法，臣下执事，何依而行？臣等修律，非无勤止，署下之日，臣乃无名。是谓农夫尽力，他食其秋，功名之所，实怀于悒（《魏书·孙绍传》。与常景等共修律令。延昌中，绍表。又《北史》四十六。）。

臣闻文质互用，治道以之缉熙；洿隆得时，人物以之通济。故能事恢三灵，仁洽九服。伏惟陛下应灵践阼，冲明照物，宰辅忠纯，伊霍均美，既致升平之基，应成无为之业。而漠北叛命，陇右构逆，中州惊扰，民庶窃议，其故何哉？皆由上法不通，下情怨塞故也。臣虽愚短，具鉴始末。往在代都，武质而治安；中京以来，文华而政乱。故臣昔于太和极陈得失，具论四方华夷心态，高祖垂纳，文应可寻。延昌、正光，奏疏频上，主者收录，不蒙报问，即日事势，乃至于此，尽微臣豫陈之验。今东南有窃号之竖，西北有逆命之寇，岂得怨天，实尤人矣。臣今不忧荒外，正虑中畿，急须改张，以宁其意。若仍持疑，变乱寻作，肘腋一乖，大事去矣。然臣奉国四世，欣戚是同，但职在冗散，不关枢密，宁济之计，欲陈无所，可谓经纬甚多，无机可织。夫天下者，大器也。一正难倾，一倾难正。当今之危，蹑足之急，臣备肉食，痛心无已。泣血上陈，愿垂采察。若得言参执事，献可替否，冠逆获除，社稷称庆，虽死如生，犬马情毕（《魏书·孙绍传》。绍为徐兖和籴使，还朝，大陈军国利害，不报。绍又表。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