夫玺印者，所以辩章官爵，立契符信。官莫大于皇帝，爵莫尊于公侯。而传国之玺，历代迭用，袭封之印，奕世相传，贵在仍旧，无取改作。今世唯尉一职，独用一印，至于内外群官，每迁悉改，讨寻其义，私所未达。若谓官各异姓，与传袭不同，则未若异代之为殊也。若论其名器，虽有公卿之贵，未若帝王之重。若以或有诛夷之臣，忌其凶秽，则汉用秦玺，延祚四百，未闻以子婴身戮国亡，而弃之不佩。帝王公侯之尊，不疑于传玺，人臣众僚之卑，何嫌于即印。载籍未闻其说，推例自乖其准。而终年刻铸，丧功消实，金银铜炭之费，不可称言，非所以因循旧贯易简之道。愚谓众官即用一印，无烦改作。若有新置官，又官多印少，文或零失，然后乃铸，则仰裨天府，非唯小益。

凶门柏装，不出礼典，起自末代，积习生常，遂成旧俗。爰自天子，达于庶人，诚行之有由，卒革必骇。然苟无关于情，而有愆礼度，存之未有所明，去之未有所失，固当式遵先典，釐革后谬，况复兼以游费，实为民患者乎。凡人士丧仪，多出闾里，每有此须，动十数万，损民财力，而义无所取。至于寒庶，则人思自竭，虽复室如悬磬，莫不倾产殚财，所谓葬之以礼，其若此乎。谓宜谨遵先典，一罢凶门之式，表以素扇，足以示凶。

昔事故饥荒，米谷绵绢皆贵，其后米价登复，而绢于今一倍。绵绢既贵，蚕业者滋，虽勤厉兼倍，而贵犹不息。愚谓致此，良有其由。昔事故之前，军器正用铠而已，至于袍、袄𮖁裆，必俟战阵。实在库藏，永无损毁。今仪从直卫及邀罗使命，或有防卫送迎，悉用袍袄之属，非唯一府，众军皆然。绵帛易败，势不支久。又昼以御寒，夜以寝卧，曾未周年，便自败裂。每丝绵新登，易折租以市，又诸府竞收，动有千万，积贵不已，实由于斯，私服为之艰匮，官库为之空尽。愚谓若侍卫所须，固不可废，其馀则依旧用铠。小小使命送迎之属，止宜给仗，不烦铠、袄。用之既简，则其价自降。

夫不耻恶食，唯君子能之。肴馔尚奢，为日久矣。今虽改张是弘，而此风未革。所甘不过一味，而陈必方丈，适口之外，皆为悦目之费，富者以之示夸，贫者为之殚产，众所同鄙，而莫能独异。愚谓宜粗为其品，使奢俭有中，若有不改，加以贬黜，则德俭之化，不日而流（《宋书·孔琳之传》，义熙初，众官献便宜，琳之于众议之外，别建言。）。

臣闻事上以奉宪为恭，临下以威严为整。然后朝典为明，莅众必肃。斯道或替，则宪纲其颓。臣以今月七日，预皇太子正会。会毕车去，并猥臣停门待阙。有何人乘马，当臣车前，收捕驱遣命去。何人骂詈收捕，咨审欲录。每有公事，臣常虑有纷纭，语勿令问，而何人独骂不止，臣乃使录。何人不肯下马，连叫大唤，有两威仪走来，击臣收捕。尚书令省事倪宗又牵威仪手力，击臣下人。宗云：「中丞何得行凶，敢录令公人。凡是中丞收捕，威仪悉皆缚取」。臣敕下人一不得斗，凶势辀张，有顷乃散。又有群人就臣车侧，录收捕樊马子，互行筑马子顿伏，不能还台。臣自录非，本无对校，而宗敢乘势凶恣，篡夺罪身。尚书令臣羡之，与臣列车，纷纭若此，或云羡之不禁，或云羡之禁而不止。纵而不禁，既乖国宪。禁而不止，又不经通。陵犯监司，凶声彰赫，容纵宗等，曾无纠问，亏损国威，无大臣之体，不有准绳，风裁何寄？羡之内居朝右，外司辇毂，位任隆重，百辟所瞻。而不能弘惜朝章，肃是风轨。致使宇下纵肆，凌暴宪司，凶赫之声，起自京邑，所谓己有短垣，而自逾之。又宗为篡夺之主，纵不纠问，二三亏违，宜有裁贬。请免羡之所居官，以公还第。宗等篡夺之愆，已属掌故御史，随事检处（《宋书·孔琳之传》。）。

《洪范》八政，以货次食，岂不以交易之所资，为用之至要者乎。若使不以交易，百姓用力于为钱，则是妨其为生之业，禁之可也。今农自务谷，工自务器，四民各肄其业，何尝致勤于钱。故圣王制无用之货，以通有用之财，既无毁败之费，又省运致之苦，此钱所以嗣功龟贝，历代不废者也。谷帛为宝，本充衣食，今分之为货，则致损甚多。又劳毁于商贩之手，耗弃于割截之用，此之为弊，著于自曩（《通典》作「著于目前」。）。故钟繇曰：「巧伪之民，竞蕴湿谷以要利，制薄绢以充资」。魏世制以严刑，弗能禁也。是以司马芝以为用钱非徒丰国，亦所以省刑。钱之不用，由于兵乱积久，自至于废，有由而然，汉末是也。今既用而废之，则百姓顿亡其财。今括囊（《通典》作「今计度」。）天下之谷，以周天下之食，或仓庾充衍，或粮靡斗储，以相资通，则贫者仰富，致之之遗，实假于钱。一朝断之，便为弃物，是有钱无粮之民，皆坐而饥困，此断钱之立弊也。且据今用钱之处，不以为贫，用谷之处，不以为富。又民习来久，革之怨惑。语曰：「利不百，不易业」。况又钱便于谷邪？魏明帝时，钱废谷用，三十年矣。以不便于民，乃举朝大议。精才达治之士，莫不以为宜复用钱，民无异情，朝无异论。彼尚舍谷帛而用钱，足以明谷帛之弊，著于已试也。世或谓魏氏不用钱久，积藏巨万，故欲行之，利公富国。斯殆不然。昔晋文后舅犯之谋，而先成季之信，以为虽有一时之勋，不如万世之益。于时名贤在列，君子盈朝，大谋天下之利害，将定经国之要术。若谷实便钱，义不昧当时之近利，而废永用之通业，断可知矣。斯实由困而思革，改而更张耳。近孝武之末，天下无事，时和年丰，百姓乐业，便自谷帛殷阜，几乎家给人足，验之事实，钱又不妨民也。顷兵革屡兴，荒馑荐及，饥寒未振，实此之由。公既援而拯之，大革视听，弘敦本之教，明广农之科，敬授民时，各顺其业，游荡知反，务末自休，固巳南亩竞力，野无遗壤矣。于此巳往，将升平必至，何衣食之足恤。愚谓救弊之术，无取于废钱（《晋书·食货志》，《宋书·孔琳之传》，《南史》二十七，《通典》八。）。

唐虞象刑，夏禹立辟，盖淳薄既异，致化实同，宽猛相济，惟变所适。《书》曰「刑罚世轻世重」，言随时也。夫三代风纯而事简，故罕蹈刑辟；季末俗巧而务殷，故动陷宪纲。若三千行于叔世，必有踊贵之尤。此五帝不相循法，肉刑不可悉复者也。汉文发仁恻之意，伤自新之路莫由，革古创制，号称刑厝，然名轻而实重，反更伤民。故孝景嗣位，轻之以缓。缓而民慢，又不禁邪，期于刑罚之中，所以见美在昔，历代详论而未获厥中者也。兵荒已后，罹法更多。弃市之刑，本斩右趾，汉文一谬，承而弗革，所以前贤恨恨，议之而未辩。钟繇、陈群之意，虽小有不同，而欲右趾代弃市。若从其言，则所活者众矣。降死之生，诚为轻法，然人情慎显而轻昧，忽远而惊近，是以盘盂有铭，韦弦作佩，况在小人，尤其所惑，或目所不睹，则忽而不戒，日陈于前，则惊心骇瞩。由此言之，重之不必不伤，轻之不必不惧，而可以全其性命，蕃其产育，仁既济物，功亦益众。又今之所患，逋逃为先，屡叛不革，宜令逃身靡所，亦以肃戒未犯，永绝恶原。至于馀条，宜依旧制。岂曰允中，贵献管穴（《宋书·孔琳之传》，桓玄议复肉刑，琳之以为云云，又《南史》二十七。）。

魏放之问孔琳之曰：「降在大功，当得嫁女不」？答曰：「吾意降者似不得婚。《记》称『大功之末，可以嫁子，小功之末，可以娶妻，下殇之小功则不可』。案如此文，唯云降者不可娶妻，不云不可嫁子。此便是得嫁也（《通典》六十。）」。

傅都官驳孔议曰：「娶妻嫁子，虽为不同，然可以例求也。何者？小功绝哭之后，可以娶妻，至于下殇之小功，则不可也。本服重而降在小功，既不得同小功而娶妻，本服周而降在大功，岂可同大功而嫁子乎」？孔答曰：「娶妻事重，嫁子事轻。今若云不可纳妇，容可以嫁子为难耳。既不明不可以嫁子，而独明不可以娶妻，事重非其类矣（《通典》六十。）」。

傅难曰：「今举重以明轻，何以谓之不类」？孔答曰：「小功」二字原无，据中华本校补。己身之吉事，在子则轻，在身则重。轻故可行之于服末，重必卒哭而后可。以降杀之明义。亦既差降，则事何必齐。今若欲征其文，观雩知旱者，则，应明，轻者犹不可，则重者不言自彰。而今独言小功之殇不可以娶妻，指是言重者不可也，重者自不可，轻者自可有差，何得轻必从重邪（《通典》六十。）？

傅曰：「案《礼》，葬后卒哭，之与服末，固是一语，直辞异邪」？孔答曰：「以葬后便为末，虞毕乃卒哭。且末与卒哭，若果实同而名异者，则当辄言小功之末，可以纳妇娶妻，如大功之末，辄言可以冠子嫁子，何以别更起条云『虽小功卒哭，可以娶妻邪』，推文明矣（《通典》六十。）」。

日月深酷，抚膺崩叫，心肝分脍，寻绎懊𢙐，触感陨绝，孤思悒悒，自郡地最（姜作「穷」。）。当柰何？不孝柰何？念痛悼难胜，得去月二示，知君所患故尔不差，甚有幽悒，热甚，比复何似？想以转佳，眠食极胜也，善将治之。孤子并疾患，叹具悒悒，脚中转剧。近服散未觉益，惙顿何赖扶力，迷甚不次，孤子孔琳之柰何（一合作「等」字。）？顿首。《淳化阁帖》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