名教大极，忠孝而已，至乎变通抑引，每事辄殊，本而寻之，皆是求心而遗迹。迹之所乘，遭遇或异。故圣人或就迹以助教，或因迹以成罪，屈申与夺，难可等齐，举其阡陌，皆可略言矣。天可逃乎？而伊尹废君；君可胁乎？而鬻权见善；忠可愚乎？而箕子同仁。自此以还，殊实而齐声，异誉而等美者，不可胜言。而欲令百代之下，圣典所阙，正斯事于一朝，岂可易哉！

然立言明理，以古证今，当使理厌人情。如滕羡情事者，或终身隐处，不关人事，或升朝理务，无讥前哲。通滕者则以无讥为证，塞滕者则以隐处为美。折其两中，则异同之情可见矣。然无讥前哲者，厌情之谓也。若王陵之母，见烹于楚，陵不退身穷居，终为社稷之臣，非为荣也。鲍勋蹇谔魏朝，亡身为效，观其志非贪爵也。凡此二贤，非滕之谕。夫圣人立教，犹云「有礼无时，君子不行」。有礼无时，政以事有变通，不可守一故耳。若滕以此二贤为证，则恐人人自贤矣。若不可人人自贤，何可独许其证。讥者兼在于人，不但独证其事。汉魏以来，记阙其典，寻而得者无几人。至乎大晋中朝及中兴之后，杨臻则七年不除丧，三十馀年不关人事，温公则见逼于王命，庾左丞则终身不著袷，高世远则为王右军、何骠骑所劝割，无有如滕之易者也。若以缞麻非为哀之主，无所复言矣。文皇帝以东关之役，尸骸不反者，制其子弟，不废婚宦。明此，孝子已不自同于人伦，有识已审其可否矣。若其不尔，居宗辅物者，但当即圣人之教，何所复明制于其间哉。及至永嘉大乱之后，王敦复申东关之制于中兴，原此是为国之大计，非谓训范人伦，尽于此也。

何以言之？父仇明不同戴天日，而为国不可许复仇，此自以法夺情，即是东关、永嘉之喻也。何妨综理王务者，布衣以处之。明教者自谓世非横流，凡士君子之徒，无不可仕之理，而杂以情讥，谓宜在贬裁耳。若多引前事以为通证，则孝子可顾法而不复仇矣。文皇帝无所立制于东关，王敦无所明之于中兴。每至斯会，辄发之于宰物，是心可不喻乎。

且夫求理当先以远大，若沧海横流，家国同其沦溺，若不仕也则人有馀力。人有馀力，则国可至乎亡，家可至乎灭。当斯时也，匹妇犹亡其身，况大丈夫哉。既其不然，天下之才，将无所理，滕但当尽《陟岵》之哀，拟不仕者之心，何为证喻前人，以自通乎？且名为大才之所假，而小才之所荣，荣与假乘常，已有惭德，无欣工进，何有情事乎。若其不然，则工进无欣，何足贵于千载之上邪。苟许小才荣其位，则滕不当顾常疑以自居乎。所谓柳下惠则可，我则不可也。

且有生之所宗者圣人，圣人之为教者礼法，即心而言，则圣人之法，不可改也。而秦以郡县治天下，莫之能变；汉文除肉刑，莫之能复。彼圣人之为法，犹见改于后王，况滕赖前人，而当必通乎？若人皆仕，未知斯事可俟后圣与不？况仕与不仕，各有其人，而不仕之所引，每感三年之下。见议者弘通情纪，每傍中庸，又云若许讥滕，则恐亡身致命之仕，以此而不尽。何斯言之过与。夫忠烈之情，初无计而后动。若计而后动，则惧法不尽命。若有不尽，则国有常法。故古人军败于外，而家诛于内。苟忠发自内，或惧法于外，复有踟蹰顾望之地邪？若有功不赏，有罪不诛，可致斯喻耳。无有名教翼其子弟，而子弟不致力于所天。不致力于所天，则王经忠不能救主，孝不顾其亲，是家国之罪人耳，何所而称乎。夫恩宥十世，非不隆也，功高赏厚，非不报也。若国宪无负于滕恬，则羡之通塞，自是名教之所及，岂是劝沮之本乎？

议者又以唐虞邈矣，孰知所归，寻言求意，将所负者多乎。后汉乱而不亡，前史犹谓数公之力。魏国将建，荀令君正色异议，董昭不得枕苏则之膝，贾充受辱于庾纯。以此而推，天下之正义，终自传而不没，何为发斯叹哉。若以时非上皇，便不足复言多者，则夷齐于奭、望，子房于四人，亦无所复措其言矣。至于陈平默顺避祸，以权济屈，皆是卫生免害，非为荣也。滕今生无所卫，鞭塞已冥，义安在乎。昔陈寿在丧，使婢丸药，见责乡闾，阮咸居哀，骑驴偷婢，身处王朝。岂可以阮获通于前世，便无疑于后乎。且贤圣抑引，皆是究其始终，定其才行。故虽事有惊俗，而理必获申，郤诜葬母后园，而身登宦，所以免责，以其孝也。日磾杀儿无讥，以其忠也。今岂可以二事是忠孝之所为，便可许杀儿葬母后园乎？不可明矣。既其不可，便当究定滕之才行，无所多辨也。

滕非下官乡亲，又不周旋，才能非所能悉。若以滕谋能决敌，才能周用，此自追踪古人，非议所及。若是士流，故谓宜如子夏受曾参之词，可谓善矣，而子夏无不孝之称也。意之所怀，都尽于此，自非名理，何缘多其往复，如其折中，裁之居宗（《宋书·郑鲜之传》，为桓傅辅国主簿。先是兖州刺史滕恬，为丁零翟远所没，死尸不反。恬子羡仕官不废，议者嫌之。桓玄在荆州，使群僚博议，鲜之议。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