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春秋》二百四十年，鲁女出嫁，夫人来归，大夫逆女，天王娶后，自正月至十二月，悉不以得时失时为褒贬，何限于仲春季秋以相非哉！夫《春秋》举秋毫之善，贬纤介之恶，故春狩于郎，书时，礼也；夏城中丘，书不时也。此人间小事，犹书得时失时，况婚姻人伦端始，礼之大者，不讥得时失时不善者邪！若婚姻季秋，期尽仲春，则隐二年冬十月，夏之八月，未及季秋。伯姬归于纪；周之季春，夏之正月也。桓九年春，季姜归于京师；庄二十五年六月，夏之四月也，已过仲春。伯姬归于杞，或出盛时之前，或在期尽之后，而经无贬文，三传不讥，何哉？凡诗人之兴，取义繁广，或举譬类，或称所见，不必皆可以定时候也。又案《桃夭篇》叙美婚姻以时，盖谓盛壮之时，而非日月之时，故「灼灼其华」喻以盛壮，非为嫁娶当用桃夭之月。其次章云「其叶蓁蓁，有蕡其实，之子于归」，此岂在仲春之月乎？又《鬒有梅》三章注曰：夏之向晚，迨冰未泮，正月以前。「草虫喓要，未秋之时。或言嫁娶，或美男女及时，然咏各异矣。《周礼》以仲春会男女之无夫家者，盖一切相配合之时，而非常之人节。《曲礼》曰：「男女非有行媒，不相知名。故日月以告君，斋戒以告鬼神」。若万人必在仲春，则其日月有常，不得前却，何复日月以告君乎？夫冠婚笄嫁，男女之节，冠以二十为限，而无春秋之期，笄以嫁而设，不以日月为断，何独嫁娶当系于时月乎？王肃云：「婚姻始于季秋，止于仲春」。不言春不可以嫁也。而马昭多引《春秋》之证，以为反《诗》，于难错矣。两家俱失，义皆不通。通年听婚，盖古正礼也（《通典》五十九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