甘露元年二月丙辰，帝宴群臣于太极东堂，与侍中荀顗、尚书崔赞、袁亮、钟毓，给事中中书令虞松等并讲述礼典，遂言帝王优劣之差。帝慕夏少康，因问顗等曰：「有夏既衰，后相殄灭。少康收集夏众，复禹之绩。高祖拔起陇亩，驱帅豪俊，芟夷秦项，包举寓内。斯二主，可谓殊才异略，命世大贤者也。考其功德，谁宜为先」？顗等对曰：「夫天下重器，王者天授，圣德应期，然后能受命创业。至于阶缘前绪，兴复旧绩，造之与因，难易不同，少康功德虽美，犹为中兴之君，与世祖同流可也。至如高祖，臣等以为优」。帝曰：「自古帝王功德，言行互有高下，未必创业者皆优，绍继者咸劣也。汤、武、高祖，虽俱受命，贤圣之分，所觉悬殊。少康殷宗，中兴之美；夏启周成，守文之盛，论德较实，方诸汉祖，吾见其优，未闻其劣。顾所遇之时殊，故所名之功异耳。少康生于灭亡之后，降为诸侯之隶，崎岖逃难，仅以身免，能布其德，而兆其谋，卒灭过戈，克复禹绩（《御览》作「复禹之绩」。）。祀夏配天，不失旧物，非至德弘仁，岂济斯勋？汉祖因土崩之势，杖一时之权，专任智力，以成功业，行事动静，多违圣检。为人子则数危其亲，为人君则囚系贤相，为人父则不能卫子。身没之后，社稷几倾，若与少康易时而处，或未能复大禹之绩也。推此言之，宜高夏康而下汉祖矣，诸卿具论详之」。翌日丁巳，讲业既毕，顗、亮等议曰：「三代建国，列土而治，当其衰弊，无土崩之势，可怀以德，难屈以力。逮至战国，强弱相兼，去道德而任智力，故秦之弊，可以力争。少康布德，仁者之英也；高祖任力，智者之俊也。仁智不同，二帝殊矣。诗书述殷中宗、高宗，皆列大雅。少康功美，过于二宗，其为《大雅》明矣。少康为优，宜如诏旨」。赞、毓、松等议曰：「少康虽积德累仁，然上承大禹遗泽余庆，内有虞、仍之援，外有靡、艾之助，寒浞谗慝，不德于民；浇、𤡬无亲，外内弃之。以此有国，盖有所因，至于汉祖，起自布衣，率乌合之士，以成帝者之业。论德则少康优，课功则高祖多，语资则少康易，校时则高祖难」。帝曰：「诸卿论少康因资，高祖创造，诚有之矣。然未知三代之世，任德济勋，如彼之难；秦项之际，任力成功，如此之易。且太上立德，其次立功。汉祖功高，未若少康盛德之茂也。且夫仁者必有勇，诛暴必用武，少康武烈之威，岂必降于汉祖哉？但夏书沦亡，旧文残缺，故勋美阙而罔载。唯有伍员，粗述大略，其言复禹之绩，不失旧物。祖述圣业，旧章不愆，自非大雅兼才，孰能与于此？向令坟、典具存，行事详备，亦岂有异同之论哉」？于是群臣咸悦服。中书令松进曰：「少康之事，去世久远，其文昧如是。以自古及今，议论之士，莫有言者，德美隐而不宣，陛下既垂心远鉴，考详古昔，又发德音，赞明少康之美，使显于千载之上，宜录以成篇，永垂于后」。帝曰：「吾学不博，所闻浅狭，惧于所论，未获其宜。纵有可采，亿则屡中，又不足贵，无乃致笑后贤，彰吾暗昧乎」？于是侍郎钟会，退论次焉（《魏志·高贵乡公纪》注引《魏氏春秋》，又见《艺文类聚》十二，《御览》八十二，四百四五十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