开庆己未春三月，裕斋先生金华郡公以大制帅再尹留都，请于朝，以京湖旧幕客周应合充江东安抚使司干办公事、兼明道书院山长，编程子书毕。明年六月，命饟师于池阳。又明年二月，趣还建康。甲寅，应合至自池阳，拜公玉麟堂。公命之曰：「建康，大都会也。自庆元而后，图志未续，实大阙典；而庆元以前之书，纪载甚略，不无舛讹。图志三岁一上，法也。吾再至此又及三年，将成此书而丐归焉。属笔于子，毋逊」。应合避席曰：「留都钜典，当属之大手笔。应合浅学谀闻，不足以辱隆委，敢顿首固辞」。公曰：「子尝修《江陵志》矣，图、辨、表、志，粲然有伦，轻车熟路，今何辞焉？禊节适逢甲子，宜以是日开书局于钟山阁下，即叶石林䌷书之旧所也。速为之，及吾未去以前成书可也」。应合禀命而退。时有疾未愈，欲少俟调理，徐受条教，而劄命沓至矣。入局修纂，谨如甲子之期，则请于公曰：「旧志二百八十板，所记止于乾道。续志二百二十板，所记止于庆元。庆元至今，所当续者六十馀年之事不敢略，亦不敢废前志也」。公曰：「乾道、庆元二志互有详略，而《六朝事迹》、《建康实录》参之二志又多不合，今当会而一之。前志之阙者补之，舛者正之。庆元以后未书者续之，方为全书。况前志散漫而无统，无地图以考疆域，无年表以考时世。古今人物不可泯者，行事之可为劝戒者，诗文之可以发扬者，求之皆阙如也。子其用《江陵志》之凡例，汇而辑之，备前志之所未备，此吾所望也」。应合又请于公曰：「谨奉教矣，而未可以速成也。庆元续志之作，实因朱舜庸《金陵事类》之编。舜庸，郡人也，其编犹积二十稔而后成，况非郡人者乎？况欲合前后而修为全书乎？愿宽以岁月，广招局官与郡之士友而共成之」。公不许。应合乃条上四事：一曰定凡例。应合昨修《江陵志》，为图二十，附之以辨，其次为表，为志，为传，为拾遗，所载犹不能备。建康又非江陵比也。自吴以来，国都于此，其事固多于江陵。若我朝建隆、开宝之平江南，天禧之为潜邸，建炎、绍兴之建行宫，显谟承烈，著在留都，凤阙龙章，固宜备录。然混于六朝之编，列于庶事之目，宫府杂载，君臣并纪，殊未安也。今欲先修留都宫城录，冠于书首，而建康地图、年表次之，十志又次之（一曰疆域，二曰山川，三曰城阙，四曰官守，五曰儒学，六曰文籍，七曰武卫，八曰田赋，九曰风土，十曰祠祀。），十传又次之（一曰正学，二曰孝悌，三曰节义，四曰忠勋，五曰直臣，六曰治行，七曰耆旧，八曰隐德，九曰儒雅，十曰贞女。）。传之后为拾遗，图之后为地名辨。表之纬为四：曰时（年世甲子。），曰地（疆土分合，都邑改更。），曰人（牧守更代，官制因革。），曰事（著成败得失之迹，以寓劝戒。）。志之中各著事迹，各为考證，而古今记咏各附于所为作之下。凡图、表、志、传卷首各为一序，而留都录之序则请公命笔。公皆可之。二曰分事任。乾道旧志、庆元续志各有规模，今用前凡例会而为一。庆元以前之未备者，庆元以后之未书者，皆欲增修无阙，岂一手两耳目所能周遍？误承隆委，辞不获命，何敢自有其事？窃惟幕府环列，儒宗林立，所当博师三长，共成一书。金陵故家，文献所聚，耆旧英俊，尤宜周询，庶几凭藉众力，早有成书之期，欲乞请官十员，招士友数人入局，同共商确，分项修纂。公不许。三曰广搜访。纂修既欲其备，搜访不厌其详。自幕府以至县镇等官，自寓公以至诸乡士友，自戎帅以至将校，欲从阃府转牒取会。凡自古及今，有一事一物一诗一文得于记闻当入图经者，不以早晚，不以多寡，各随所得批报本局，以凭类聚，考订增修。其有远近博物洽闻之士，能记古今事迹有他人所不知者，并请具述，从学校及诸县缴申。其阀阅子孙能收上世家传、行状、墓志、神道碑及所著书文，与先世所得御札敕书、名贤往来书牍，并请录副申缴。其山巅水涯，古今高人逸士有卓行而不求闻达者，亦请冥搜详述，以报本局。其有闻见最博，考證最精者，当议优崇。诸吏民父老中有能记忆旧闻关于图志者，并许具述，实封投匮。匮置府门，三日一开，类呈其条具最多而事迹皆实者，当行犒赏。公皆从之，行牒及榜。四曰详参订。切惟诸司幕府、参佐宾僚学富才宏，皆应合所愿求教。然望尊职重，有非书局所敢一一屈致者。容应合每卷修成初藁，各以紫袋封传诸幕，悉求是正。其未当者与未尽者，各请批注行间，以凭删修。次藁再以紫袋传呈如初。俟定本纳呈钧览，仰求笔削，然后付之锓梓。仍乞选差局吏两名，分管书局事务，书吏十名，誊类草藁，书写板样，客司虞候四名，以备关借文籍，传呈书藁等用。公皆从之。越一月，应合又请于公曰：成书之期既不可缓，修书之事浩若望洋。应合自入局以来，主一无适，夜以继日，疲精书传，极力丹铅。修书之藁未半，刻梓之匠已集。既同官之难屈，非只手之可办。有长子天骥，见为淮西总所催运官，欲乞移文总所，给假数月，专在书局为检阅校雠之助。有婿吴畴，见为安丰六安县主簿，亦留总幕，乞令往来为助。公从之。凡纂一事，必禀命于公。每成一藁，必取正于公。夜考古书，朝订今事。右分编藁，左付刻梓。自禊节以来周两甲子，而大略粗备。若《留都录》四卷，《地理图》及《地名辨》一卷，《年表》十卷，《官守志》四卷，《儒学志》五卷，《文籍志》五卷，《武卫志》二卷，《田赋志》二卷，《古今人表传》三卷，《拾遗》一卷，此皆乾道、庆元两志之所无而创为之也。若《疆域志》三卷，《山川志》三卷，《城阙志》三卷，《祠祀志》三卷，因前志之所有者十之四，增其所无者十之六，合为五十卷，凡一千六百馀版，印标为二十四册，外目录一册，上之阃府。其书板首尾九百九十四片，为厨架五所，钥而藏之䌷书堂中，选书吏以掌其启闭。每卷每类之末，各虚梓以俟续添，固未敢以为成书也。尝闻南轩先生因修郡志而示训曰：「削去怪妄，订正事实，崇厚风俗，表章人才」。是编也，于前之八字无能为役，于后之八字或庶几焉。虽然，金陵自有城邑以至于今千七百年，王伯废兴之故，山川风景之殊，国都城市之变迁，田里民物之登耗，忠臣义士之遗烈，洪儒骚客之流风，衣冠礼乐之隆污，典章文物之因革，所以兴感慨而寓劝戒者，岂五十卷之图书所能尽其纪载，而两甲子之日力所能毕其编摩也哉？姑以奉公之命而不敢怠于其职耳。昔司马文正公之修《通鉴》也，稡千三百六十二年之事为三百五十四卷之书，聚诸贤之助，阅十有九年而后成，犹曰岁月迫趣，缺谬不能自保。今之所修郡志耳，既无司马公之学力，又无书局官之众力，且未有十九年之日力，而欲记千七百年之成败得失于五十卷书之间，其为缺谬，何可胜言？刊而正之，姑有望于后之君子云。景定辛酉岁七月甲子，豫章周应合谨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