太上有立德，其次有立功，其次有立言，此之谓不朽。此三者，春秋鲁穆叔答范宣子不朽之说也。亦尝因不朽之义，而溯古人之所自立者乎？《易》曰：「立天之道曰阴与阳，立地之道曰柔与刚，立人之道曰仁与义」。人之所以与天地并而为三者，以其能立于仁义故也。天之立不根乎阴阳，则职覆若为而不息；地之立不因乎刚柔，则职载若为而无疆；人之立不本乎仁义，则盛德至善若为而民不能忘。何则？德以仁义而立，则德为纯德；功以仁义而立，则功为宗功；言以仁义而立，则言为格言。固未有无所立而能不朽者，亦未有外仁义而能卓然有立者。是故本诸身，徵诸庶民，建诸天地而不悖者，仁义而已矣，富贵利达不与焉。夫子曰：「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」。岂教人以好名哉？谓其不知所以立，而无善之可称耳。君子而能立万世不可忘之德业，则天下自有万世不能忘之人心。夫舜以孝，禹以功，皋陶以谟，皆非有意于立，而自能立者，其仁至义尽，弗可尚矣。后世夷之清，惠之和，管仲之一正天下，史佚周任之有言，亦皆随其所立，传于来世。彼晋、楚之富，赵、孟之贵，非不自视哆然也，往往于荣华之飘风，不踰踵而已为埃尘矣。曾子曰：「彼以其富，我以吾仁；彼以其爵，我以吾义」。夫仁义理也，万形皆有敝，惟理独不朽。宣子乃以世禄为不朽，不知物之至易朽者，莫世禄若也。故穆叔之对，以立德为上，立功次之，立言又次之，且證之曰：「臧文仲既没矣，其言立」。由是观之，则德也，功也，言也，苟立其一，亦可不朽，而况三者俱立，有如文正范公者乎！公生我朝盛时，实钟天地间气，光明俊伟，二三百年后，犹使人竦然起敬，况当时乎！考亭朱子论本朝人物，或叹其初，或议其后，独于公而称其杰出之才。夫才而谓之杰出，则必有参天地之化，关盛衰之运者矣。盖公之于仁义，如饥渴之于饮食，须臾不置，其见于修身、齐家、处宗族、待闾里、居官行事、爱民利物浩如也，此非昔人所谓道大德具者乎！我是以知公之德之立，皆仁义之所充拓。陈宫壸之戒，弭朝廷之忧，腹中甲兵，西贼破胆，而天章一疏，实将振起我宋一代之治。若使尽见施行，则后来者无所用其纷更，而国家蒙福，莫之与京矣。此非韩公所谓大忠伟节者乎！我是以知公之功之立，皆仁义之所成就。公在天圣中遗宰相书，无虑万言，经济规模，大抵略见。其后为牧守，为将帅，为执政，平生所为，无出此书者，言之必可行也，高文大册，小篇短章，靡不粹然一出于正。此非苏子所谓有德有言者哉！我是以知公之言之立，皆仁义之布濩流衍。天地付公以不群之资，而公能自立其于天地，相为不朽之事，而富贵利达，固不足为公轻重也。嗟夫！孰不为德，而立德难，若存若亡，德乌乎立？孰不为功，而立功难，倏成倏隳，功乌乎立？孰不为言，而立言难，可无可有，言乌乎立？惟立始能不朽，惟不朽始可言立。若公则言非徒言，而功皆酬其言；功非徒功，而功皆本于德。无他，仁义以为之主也。德立则功与言俱立矣，是又合穆叔之所谓三者而一之，此之谓不朽，信乎其不朽也！彼皇皇汲汲于富贵利达，而不知可大可小者之为何事，卒于下同众人泯灭以尽者何可胜纪！其视公之所立，果何如哉！凡公宦辙所至，皆祠而奉之。吴，父母国也，乃无专祠，以慰里人不朽之思。说友景行高风久矣，滥兹分牧，亦且踰期，始克肇新斯堂，俨设公像，以补此邦之缺典。是役也，上而朝廷，中而士大夫，下而闾巷之髦倪，莫不谓然。然则公之所以深服乎人心，而莫间于今古者，无他，就仁义上立脚，做了天地间第一等人而已。做好官易，做好事难，谁谓华能胜实哉！敢因穆叔不朽之说，试从诸君评之，庶相与勉乎其大者，无务为其速朽耳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