国朝崇重儒学，然自布衣聘召者，特为难得。故侍讲、侍郎尹公，著作、崇道王公皆伊川先生高弟，又皆用布衣特召，师友辉映，缙绅荣之。惟尹公致位通显，德望表表，而王公立诚为己，仕不求进，故知之者希，然不可以是判优劣也。今观尹公所遗王公尺牍，一话一言，必以尊所闻务讲学，相期责善之诚如此，则王公之为人可知已。盖常以为国家之患，常由人心之偏诐，而邪说暴行之肆，熙、丰、符、绍，所以基靖康之祸也。惟儒者则有正人心，息邪说，距诐行，放淫词之功焉。绍兴初年，惩创前辙，隆儒劝学，人主特有意焉。尹公以经学纳诲，所以格君心者美矣。王公讨论史馆，破绍圣、元符诬谤之谖慝，明宣仁、泰陵慈孝之本心，其功亦不细。凡此皆正人心之伟节也。用乂厥辟，绍开中兴，岂偶然哉！然格心之道难明，而逊志之言易孚，此世道消长，所以相推而不已也。厥后权奸秉国，蛊上志，贼人心，天下泄泄，斯道几坠。幸赖乾道、淳熙诸公相与扶持，考其师友渊源，则出于河南之门者为多，信乎功不在禹下也。然尹公年谱但载陈公辅之见诋，而不察其反覆。盖自赵忠简用朱子发、范元长于资善堂，时以为极天下之选。朱尝乞官谢显道之子，其奏疏明伊川，以为实继孔、孟不传之绪。尹之被召命，陈之除吏部郎，则皆以范荐也。陈首对，论王安石学术之害，乞数数禁切。且言臣初无所知，未免从事王氏学，既而心知其非，每自感悔。遂除司谏。又言：又见今被举，其文学行谊实为可称，而尚在远方，迟迟未来者，乞下有司多方礼请。已而忠简去位，所引用多罢去，惟朱以上眷独在。公辅复上言：廷臣有私意，取程某之说，谓之伊川学者，伪为大言，谓其实继孔孟。某实何人，将见浅俗辟学，惑乱天下，伏望睿断择群臣有为此学者，皆屏绝之。于是朱公亟求去，上坚留之，尹公亦以此辞召命，有旨促赴阙。陈寻除礼部侍郎，既尝上意不能眩，则又请明诏多士，今次科举，将安石《三经义》与诸儒之说并行，以销去偏党。愚考观至此，为之嗟叹，信乎！任贤去邪之为不易也。或者稽韩退之之言，谓自古贤者常不遇，不贤者比肩青紫，贤者常无以自存，不贤者志得意满。如程门诸公宜在高位，顾终身连蹇，以为造物者好恶与人异。余谓不然，贤者之所得于造物者，养其大体者也。不贤者之所得于造物者，养其小体者耳。吾既得其良贵矣，又慕人之所贵，已受大又取小，其可乎？彼妾妇之道不能自树立，而以顺为正，故膏粱文绣、珠翠脂粉，以自宠饰而媚于人，大丈夫岂慕为之哉！古之得志居上位者，若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，皆不敢以天下为己养，菲衣恶食，远色贱货，兢兢业业，不敢自暇自逸。凡以俭于小体而崇其大体也，安富尊荣孰与焉！先文定尝获讲习于著作君，其曾孙仲可出示尹公帖，于是三复有感，而书其后。帖中所谓时紫芝者善历学，先文定尝荐之，谓其问学淹贯，推究详密。及陈齐之名长方，亦先友也。宝祐岁在鹑尾小满日，玉山汪悫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