夫子多学一贯之语，在贯不在学乎？不学矣，贯将焉施？有学无贯，则恐纵万马于洞庭之野，而不知驭之。此贯之之说，为多学者道也。惟文亦然。昔西昆诸公惩晚唐之空疏，负其见闻，凌躐一世，句必有本，字必有證，作意为文，而文乃卑。至其末流，涉猎未深，目入手出，是犹窭人骤有千金之资，胸次不足以受，而百计用之，暴泽而疾殚矣。乾淳之间，义理大畅，天端地绪，整栉归一，盖斯文千载之遇。而学者不思先儒用力之艰勤，幸收捷法，遽谈高深，遂委记问于玩物丧志之列。重以科举之诱，以时为文，噤不道《太极》、《西铭》，而事事面墙，不病也。故尝谓国初之文，学多贯省者也；自嘉祐、元祐以及乾淳，大学而大贯者也；今之时学，则持空贯以示斯人者也。不必尽然，而区区者众矣。宝祐改元之春，南窗陈君绍良以《汉论》数十篇示予，力避沿袭，浣刷旧评，虽往往过奇，而二百一十载中，天下之事，皆其志之所到。再得其《焦尾集》读之，经珠传玉，子史膏腹，灿然不见一语之为虚出也。作室焉，栋桷榑栌吾具矣；作醴焉，秫稻曲檗吾完矣。呜呼，兹相与谋，所谓贯之之说乎。东坡有云：「挟有馀之资，而骛于无涯之智，极其所如，念在归宿」。今之塞君之拳拳者，亦有斯言而已矣。妙龄强志，一日千里，笔陈墨烂，水到渠成，勿谓不名家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