建炎二年诏：「自今犯枉法自盗赃人，令中书省籍记姓名。罪至徒者，永不叙用；按察失于举劾，并取旨科罪（出《系年录》。）」。

臣尝谓财用之在天下者，昔非丰而今非啬也。今日之国用竭矣，民力困矣，财用果安在耶？亦在于士大夫之家而已。爰自贪风煽祸，彼此相誇，自一命以上，往往皆以为冒于货赂之具。贵为公相者，田连阡陌，子女玉帛，充牣其家，几于上逼乘舆。下至一郡县吏，解组言还，无不囊金匮帛，夺人田庐。此皆通国之所共知者。由是民日益病，国日益贫。神理降罚，间有声鲸鲵之罪，然在上者则诏曰勿推，在下者则每以贷免，否则以改正复用矣。呜呼，欲以此而求天下之治，虽尧舜不能也。祖宗盛时，所以待赃吏何其严也。或真决，或杖死，或配之沙门岛，祖宗不以是为不仁也。不仁于赃吏，乃所以仁于民也。故高宗皇帝在御，恪守家法，应赃吏必令中书记姓名，至徒者永不叙用，失于举劾者亦必罚无赦。盖以赃吏害民，其烈有甚于盗贼也。盗贼之犯法，例不得免；赃吏之犯法，或托以不曾伏罪，或托以曾经赦原，或托以及期指挥，经营关节，率皆叙复，是劝之为盗贼也。陛下子爱庶民，惟恐有以戕其生；而贪墨之吏不惟不能任刍牧之责，反敢借陛下之名位以行其私。陛下何负于此曹，而此曹忍负于陛下也。此而不惩，民愈病而国愈贫矣。为今之计，宜诏中书，令如建炎之制，应天下赃吏曾经抨弹者，纂为一录，于内编节紧切罪犯，其重者虽赦不原。庶几小人有所忌惮，而中人之材亦不至陷于为恶。于国无损，于民为利，臣不胜拳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