臣闻士大夫无宽厚之实德，非国家之福也；士大夫习宽厚之美名，亦非国家之福也。夫宽厚，国脉之所恃以立者也；苟惟习于其名，而不察其所以然，则其流弊有不可胜言者矣。汉初，诸臣议论务在宽厚，国祚绵远，终必赖之，而或者且谓后世多行之者，非也。国朝以仁立国，列圣相承，恪守家法，社稷灵长之计在此而不在彼也。比者大化既更，正人在列，一时敢谏之士，执法之臣，稍过于激，相继引去。于是意向潜移，气象随异，上下相仍，遂一转而为宽厚之归矣，固不害于政也。特患今之所谓宽厚者，非古之所谓宽厚耳。司马光上言于仁祖之朝，谓景祐以来国家怠于久安，乐因循而务省事，执事之臣多行姑息之政。且当是时，朝廷清泰，群臣辑睦，宜若不容少贬，而光所忧乃在于此。矧今国势日轻，民生日蹙，变故日繁，疆理日削，人才日少，财用日虚，而士大夫乃欲习宽厚之美名，得乎？臣窃妄谓今日士大夫之习俗，往往谦冲退托之意多，而运量把握之意少；惩创悔艾之意详，而奋发激扬之意略；因循苟且之意重，而作新振起之意轻；含容隐忍之意厚，而是非可否之意薄。未必有市恩之心也，而不敢任怨；未必有好名之心也，而不免惧谤。风宪之地，迫于调停，未闻有十疏而攻一竦者；封驳之司，泥于宣谕，未闻有三舍人不肯草制者。奉三尺法，职也，或至于循弊例以惠于侥倖；忘私，公义也，或至于徇人情以为圆融。宜乎在外者习见内之积轻，于是而怀玩侮朝廷之心；在下者灼见上之优容，于是而进动摇国是之论。威弱而人不以为畏，则谓其不至已甚也；惠亵而人不以为恩，则谓其将以干誉也。长此不已，习以成风，法度必且陵夷，纪纲必且沦斁，礼乐教化之具必且废弛。职分之所当为者，将有所避而不肯为。天下之所不容不言者，将有所沮而不敢言矣。习熟见闻，视为常事，旁观袖手，莫肯谁何。原其宽厚之初心，岂知流弊之至此？事势所趋，亦有不得不然者。苏洵谓久而不治，则将有大于此，而遂浸微浸消，释然而溃，以至于不可救止者乘之矣。惟陛下奋乾之刚，行夬之决，明诏二三大臣、群工百执事，使之精白一心，以承休德。有含洪之量者，济之以直方之志；有温柔之德者，加之以密察之功。必如富弼以尽革众弊之心为心，而勿以生事为戒；必如欧阳修以执奏内批之心为心，而勿以贾怨为惧；必如张浚以控制诸将之心为心，而勿以召衅为忧。剖破牵制之心，洗涤弥缝之习。不必一于任怨，而不可无不避仇怨之力量；不必轻于纷更，而不可无改纪其事之事功。一转移间，大观顿复，则宽厚之实政得矣。不然，汉之所以基祸者，正是物也，可不畏哉，可不惧哉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