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村赵公出示《绎山碑》，俾予缀名其后，此固予之幸也，而未得其说。徐而思之，好古者先当以其人之可尊，次当以其事之可传，又其次始以其字之可法耳。三者咸无焉，虽古不足贵也。此碑徒以其篆之古也，然登绎山者不见其石，著《史记》者又无其词，踪迹茫昧，不可致诘。自唐已有枣木本，徐骑省模唐刻于后，今不可见矣。徐文宝刻于长安者亦不易。宋公本今刻于墨妙堂者，正与此本同。自骑省以下，又三模矣，所谓双钩者亦隐然可见。东村谓此虽摹传之馀，然亦自可贵，此言为不诬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