论一代步占之学，而取其有益后世者言之，此儒者著书之盛心也。夫步占之学，其传尚矣，自史氏之书志作，而其人始详。苟非学术之精微可以推行于千百载之下，岂肯私其姓氏而著录之哉？且夫天人之相去，其间至辽邈也，是非得失之證，于其星辰之变而示焉，于其风云之候而示焉。冥然相与之机，盖有甚于告语者，而人不得以尽知之，于是能者出而名斯世。知星者若而人，占气与岁者若而人，大抵以其未然者而推之于将然，其所以为天数者诚精矣。儒者取其源委而纪录之，使后世因其休咎祸福之言，得以为恐惧修省之地，是盖为斯世赐，非为斯人赐也。《天官》一书，子长所深注意者，而天数之学独有取于唐、王、魏三子，此其诏来世之意远矣。汉之为天数如何，请申其说。盖尝求是说于羲黄之前矣。甲子起数，星传有书，言天数者未尝无其人也；然大挠、隶首，姓字虽存，而其法与八索九丘俱无传矣。至《虞书》而后羲和氏出，寅宾寅饯之职，平秩平在之分，四仲必殷，中星必考，抽关启钥，条目具详。于寂寥简短之书，而此事纪载独备，使百世而下，谈天文、志星历者，莫不祖羲和而言之。然则仲尼之叙书，其法固已如此，况后世之作史者乎？子长，史氏之宗也。龙门之父子，其派本出于重黎，而「文史星历，近乎卜祝」，当时或得以厌薄之。藏山有书，迁所以寄其愤者不少，而《天官》其大者焉。一时荦荦大变，有如平城之月晕，元狩之蚩尤，荧惑之守，招摇之茀，皆正色直书之，而修德修政之事且拳拳于其终。原迁之心，无非推明天数之微，昭示来世之戒。意其史笔之著录，必有大过人者。今也，指其人而称许之，独不出于是三子，迁果何见哉？彼三子者何人也？太初造历，都以方士应诏，其先盖隐于民间尔。周南留滞之人，千载未易多得，而乃受学于都，都亦伟人矣。子长述都之事，而又列朔与鲜焉，由是推之，则三子之言数，是皆当时卓荦著见者也。今以其学术而观之，星躔有部，自商丘主火之日，说已定矣，而都之推步深微奥妙，有非射姓辈所能及，其术何精也！云气有候，自楚人论夹日之应，法已详矣，而朔之占视独决于日旁，实息虚耗，毫釐不能遁，其术何约也！以至岁始有占，冬至有占，腊之明日又有占，无非卜岁之丰俭者。而八风从来，各以其日，木饥水毁，推验若神，鲜之术又何其简且当也！三子之学，抑有自来矣。九州封域，各有分星，以观妖祥，此保章之法也，而都得之。五星十二风，以卜水旱，一祲二象，以卜吉凶，此保章与视祲之法也，而朔与鲜得之。以千百年占天之秘，而发明于汉庭三子之间，迁之许可，岂轻及者！异时蔡邕、陈卓之言分野，张衡、马绩之论星躔，与夫《晋志》所纪之杂占，刘睿所集之妖氛，寻源溯流，无非祖述故智而已。然则三子之言天数，其为后世赐，深且远矣，岂特汉耶？不然，《艺文》所录，有如淮南、泰一之书，常从、国章之书，无非占星候岁者，考其人物，皆在太初先后，何独不得与三子并列哉？子长纪述之意概可见矣。或者不知，乃曰灾祥占应之说，隆古未之前闻，保章、视祲虽有其术，而六典非周公全书，后世已病之矣，是何子长见之拘耶？吁！《春秋》非为星历作，而纪灾异者过半；《洪范》非为阴阳出，而言休咎者甚详。六经格言，岂舍理以求数者，诚以昭昭之鉴，形于冥漠之中，谴告之来，无非仁爱之寓。占天之法备，则畏天之念兴；纪变之书详，则销变之政举。人主之求天，既不能自得于微密之际，而步占之成法又视以鄙陋而不谈，吾恐天人相与之机自是隐矣。《天官》之作，政为此惧也，有志于当世者，尚或鉴兹。不然，三子殆空言也，子长亦有遗恨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