圣经之终始，盖与造化参焉，非人力所能与也。夫圣人作经，非以自求名也。古今天下有不容无者，圣人亦不得而自已也。造物者发其机于千百年之前，圣人者成其书于千百年之后，圣人与造化相为期也。是机既息，虽圣人复生，亦无所措其笔矣，况区区言语文墨之士哉！王仲淹正世俗所谓书生者，沾沾自喜于笔舌之间，而乃欲僭躐于圣人之事业，通真不知量，而亦不识《诗》若《书》也。续《诗》续《书》如何，请得以穷其说。凡古今天下不知其几人也，亦不知其几书也，要必天下不可无此书，而后谓之书，著书者非苟以自鸣而已也。两间之内，有人道所不可缺者，待其人而后具也。《周易》待文王而具者也，《春秋》待夫子而具者也。遭其时，适其事，圣人有不容已者，是则造化之机自动也。自有帝王以来，则有典、谟、训、诰、誓、命之文，虞夏之浑浑，商之灏灏，周之噩噩，历一世而机一变。《文侯之命》，周书绝笔矣，《书》也者，岂容有不定邪？自有性情以来，则有咏歌嗟叹之辞。《国风》、《雅》、《颂》，正声谐《韶濩》，要妙通鬼神，浑浑若天成，浩汗若河汉，有非人力所得为者。文字之机，千馀年之所䌷绎启露，王政熄而声诗亡，气将熄矣。则《诗》也者，岂容有不删耶？使其未容删定也，虽圣人有不得为者，至是而不容已矣，则圣人岂得以泥其意？好名之士以是为圣人求自见者，则误矣。嬴颠汉起，天地之间断，一视前古，盖梦不及矣，虽使圣人复生于周隋之后，祗亦重加慨叹而已。王通好古者也，立身行己虽拘拘乎规矩绳墨之中，其视圣人奔逸绝尘之事，盖瞠若乎其后。其守经执古，正所谓书生者。人苦不自觉，而以皇极自负荷，乃曰：「千载而下，有绍宣尼之业者，吾不得逊也。故《书》可定也，我亦可续也；《诗》可删也，我亦可续也。《书》有典谟训诰，我则为四范七业也；《诗》有比兴美刺，我则为四名五志也」。《书》始于汉，则曰「六国亡秦不忍闻，皇纲系于此」。吁，使无续《书》，史文阙载乎？《诗》备于六代，则曰「仲尼三百，始终乎周」。若然，则遗《殷颂》矣。且所谓六代者，以正统在也。晋为中原之裔，后魏据有中土，隋氏混一区宇，犹可言也；若南宋、若北齐、若后周，无异齐、梁、陈、隋之篡窃者，何可言也？「必也正名乎」，名若是矣，奚其经？且通固知后世不若唐虞三代矣，而又取其文以续前作，将以其文可续耶？抑以其事可续耶？通之《中说》盖将以发明其著述，而乃模仿于《论语》之文。仿规为员，模矩作方，而无一出于通之胸臆，而徒掇圣人之句法以为能。将以求其工，适足以露其拙耳。通盖知名可慕，书可作，而不知六经非夫子之经，乃天下不可无之经也。夫子之经行，而诸书尽废；通之续经虽作，而诸史自不泯，则通之书赘也。故凡通之所谓《元经》者，《礼论》者，《乐论》者，并足以发识者之一笑耳。盖自汉而下，著书立言之士，以实事为书则仿《史记》，班固以下诸史是也；以空言为书，则仿《论语》，扬雄之《法言》是也。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春秋》皆史也，迁易而纪传，迁诚作者，班固以来不出其篱下矣。荀悦、孙盛虽僭拟编年，并亦沈没不显，是迁法不可变也。通之续经祗史耳，又曰「史之失自迁固始」，而自拟经，通之见正与扬雄同科。然雄之《法言》固浅陋可笑，《太玄》一书虽曰拟《易》，其自立机综，大有可观，通又不及雄远矣。庄周异端也，其书虽诞谩，要亦自成一家，而乃慨然以六经为先王之陈迹，是岂为续经者耶？周之言固非格言也，与其为通，则豪杰特起之见，吾于周敛衽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