唐德宗大历十四年，以崔祐甫为门下侍郎、同平章事。初，至德以后，天下用兵，诸将竞论功赏，故官爵不能无滥。及永泰以来，天下稍平，而元载、王缙秉政，四方以贿求官者相属于门。大者出于载、缙，小者出于卓英倩等，皆如欲而去。及常衮为相，思革其弊，杜绝侥倖，四方奏请，一切不与，而无所甄别，贤愚同滞。崔祐甫代之，欲收时望，推荐引拔，常无虚日，作相未二百日，除官八百人。前后相矫，终不得其道。德宗尝谓祐甫曰：「人或谤卿所用多涉亲故，何也」？对曰：「臣为陛下选择百官，不敢不详慎。苟平生未之识，何以谙其才行而用之」？上以为然。

臣闻用人之大弊有二，其始皆以善用之，而其流乃至于大不善，不可不察也。何谓大弊有二？或失之宽，或失之严。失之严者，绳墨太谨，而无翕受兼容之量；失之宽者，规模太广，而有不避嫌疑之讥。兹二者，俱未能无弊也。常衮为相，承贿赂公行、官爵冗滥之馀，虑无以振颓纲而挽狂澜，故矫之以严。崔祐甫代之，惩衮之狭隘，而贤智有郁抑之叹，故复矫之以宽。夫矫之固善矣，其奈严者拘而宽者纵，知矫他人之弊，而不知已自堕于一偏之弊。故史之论衮，虽嘉其杜绝侥倖，而又谓其贤愚同滞。则是倖门虽窒，而正路未辟。太严之害，固应如是耳。祐甫欲收时望，作相未二百日，除官八百人，一时宁不甚快！然考其所用，多涉亲故。前后相矫，一弊去，一弊生，岂非矫枉太甚之过乎？善哉！司马光之论曰：「用人无亲疏新故之嫌，惟贤不肖之为察」。又曰己不置毫发私意于其间。盖私者，天下之大蠹也。不避亲故之嫌者固私矣，亲故果贤，以嫌而不用者亦私也。远嫌畏谤者固私矣，必待己之所素识而后用之者，亦私也。何者？俱未能克己故也。择人以代天工，乌有所谓己哉？苟以公为心，当用则用，当舍则舍，付诸天下，而己何预焉！三代王佐事业远矣，诸葛亮其庶几乎！郭攸之、费袆、董允、向宠之徒森布朝列，一时得人，可谓盛矣。然亮未尝以己意而私黜陟也。廖立、李平，用公论斥之，而深足以折服其心，虽遭废弃，略无怨色，非无私何以能若是？史臣评之曰：「开诚心，布公道。尽忠益时者，虽雠必赏；犯法怠慢者，虽亲必罚」。吁！若亮之相业，又岂衮与祐甫之所能及哉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