人主有一旦之言而求复其初，是必有所见而发也。昔之圣人与道周旋，有终身履之而不自知者，安有跃然一悟之顷，而后求其所谓要指者哉？圣人安行之事，不敢以望后世。或者慨然有慕古之心，而又窃闻吾道之名而嘉尚之，遂欲借行道之名以遂其慕古之志。然圣人之道安有一蹴可致之理？用志愈力，而去道愈邈。终身驰骛，而茫然莫得其所归，然后反而思圣人之于道殆不若是泛然也。发之于心，体之于身，其要指若是而已。使一念之加力，则圣人之道未必不自跃然一悟者得之。武帝元朔之诏曰「帝王本仁祖义」，盖十二年而后有是言，帝之见略定矣。吾常求之于古帝王矣，有曰行仁者，有曰性仁者，无所谓本之名；有曰由义者，有曰遵义者，无所谓祖之名。武帝何见而创为此名耶？岂万世不传之旨而帝骤得之耶？然而帝外施仁义之主也。外施者，以名求仁义也；本祖者，以实求仁义也。是二者正相戾也，帝何以发此言？吁，孰知本祖之论正自外施者得之？凡人之情，趋向之穷而后归根之论兴，志虑之衰而后悔悟之机动。外施而不获遂，然后退而寻其本矣，此理也，亦势也。大抵后之人主有终身力行仁义者，则本祖之论固隐于不言之中；有素不屑意于仁义者，则本祖之论将置于念虑之外。而未有名慕而实违，外似而中不可如汉之武帝者。盖帝也见高而意锐。见高则不肯俯伏于帝王之下，意锐则不能舒徐以求仁义之实。其所以为是崇儒重道者，君子知其非出于本心。使仁义之名可以求而得，帝王之盛可以企而及，则本祖之论不复见于元朔之初矣。十二年间，咸五登三之意无日无之，非不知仁义之实皆自其内心以生，然好名之念驱于其中而不暇，屈意于践履之地，直欲乘方锐之气以外窃仁义之名而已。固尝奉高年，恤孤寡，然而仁之末也，而非本也；救东瓯，伐匈奴，然而义之小也，而非祖也。执其小者末者，而欲遂帝王远大之事，不独群臣疑之而不敢言，虽帝亦自疑之，而姑庶几其获遂焉。惟其不可遂也，则本祖之论欲无发而不可得。向者上嘉下乐之言不绝于口，一旦乃能回思却顾，而求帝王所由昌之道；向者外施之意茫然无据，一旦乃能探本寻源，而求所谓本祖之地。亦其世故熟而至理明，锐气衰而本心见，脱去人欲而窥见帝王之本真，君子亦幸其有归宿之地矣。前乎是者建元之策，帝虽非以仁义问，而或者觇大道要极之问，意帝其知之耶？然仲舒历举仁义之端，而勉之以加意，言虽急而帝则缓，是帝未知本祖也。继乎是者元光之策，至有仁义何先之问，帝今其知之矣；然公孙分析仁义之条，帝采其辞而略其意，是帝犹未知本祖也。欲效唐虞之言昌发于庭，若将以是为臣下誇诧。汲直「外施」一语，深切帝病，而艴然之色随见，是帝正在迷而未复之中也。当是时，志刚气炎，谓帝王之道可以立谈致，虽使数子历举其所谓仁义者，曰如是而为本，如是而为祖，其如帝之不听何？迨夫精神志虑鼓舞倦矣，徬徨四顾，莫得其指归，而后知畴昔艳慕之情皆不足据，本祖之论不待人发之而帝自发之，元朔之初异乎前日之武帝矣。虽然，仁患于不知所本，义患于不知所祖，果知之矣，则终身践言可也。由元朔之初观之，火然泉达之始也；由元朔之后观之，蘧庐之一宿耳。穷兵黩武，仁者不为而帝为之；神仙土木，义者不为而帝为之。帝岂忘向者本祖之论耶？宣帝终身严毅，而宽大一诏，君子许焉，曾谓本祖仁义之言不足以裨武帝之万一？然而有由也。宽大之诏，宣帝之末年也，则一见而遂定；本祖之论，武帝之中年也，见识之高则有时而能悟，信道未笃则未几而转移。故始者之不念，而元朔之诏是一悟也；继者之不力，而轮台之悔又再悟也。帝方心平气定以求归根之地，可以直造帝王无难也，然而仅止是者。故尝论之，元朔之诏，此正回心以复仁义之机也，而恨其不坚；轮台之诏，此正虚心以行仁义之时也，而恨其已晚。遂使上嘉下乐之叹，终为武帝之空言，悲夫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