论曰：吏治之有馀，吏道之所以不足也。夫古之为吏者，不以治而以道。道之所在，吏忘于民，而民忘于吏。不惟民忘之，而吏亦自忘其所以为吏矣。当是时，吏无不良也，而安有「良」之名？本非衰也，而安有盛之名？呜呼！为吏而使人名之以「良」，而且以为盛，是古道之可伤，君子之所甚不乐也。夫其不乐乎此，而乃侈言乎此，矜诩誇大，似若真以为盛者，君子岂真以为盛者哉！至是而后，知言外之意，而喜之中有于邑也。高、惠、文、景无循吏，至宣帝则有循吏，以有为盛，则无者其衰乎？然吾未见高、惠、文、景之所以衰者。高、惠、文、景未得为衰，则宣帝未得为盛。而班固犹以为盛焉，固之意其微哉！汉世良吏为盛，请论之：自唐虞以来，不能以身为天下，而必以吏为天下。以吏为天下，则吏欲其盛宜矣，而或恶其盛，何也？然求之古人，未闻有「良吏」之名迹班班著见者，然则古无良吏欤？曰：天下皆良吏故也。天下皆良吏，则虽十典谟、百雅颂，若之何尽之？此古之盛，而非后世之所谓盛也。盖古之吏如春，古之民如万物之得春也。物之得春，不以为恩；春之荡物，不以为德。不恩不德，名安从生？是有惨刻然后有忠厚，有贪垢然后有廉洁。名者，常人之所惊，君子之所不忍。天下残，我得宽名，不若天下宽，我无所用其宽也。天下，我得清名，不若天下清，我无所用其清也。即是而观，后世吏之盛者，乃吏之衰也。秦人以威毒天下，如熏如炙，为吏者可想矣！汉之治，变秦者也，治变秦则吏当反秦，然汉之吏，其可指者谁也？班固岂没人善者，《循吏传》之立，所载者六，而宣帝已居其五。前此者何如也？夫岂高、惠、文、景爬搔拊摩以福天下者，无一人能承其休德邪？衣食殖而刑措，风俗易而民厚，谓数君一手足之所致，不惟诬吏，是并诬数君者。然而有由也。劳来胶东，此王成也，吾意前乎此而能爱民者，非止一王成也。教化颍川，此黄霸也，吾意前乎此而能正俗者，非止一黄霸也。朱邑之廉洁，龚遂之富实，召信臣之兴利，吾意前乎而能此者，又非止二三子也。汉以休息生养为家法，高、惠浚其源，文、景洪其流，亦云盛矣！自武帝湮塞之，而为吏者无复旧观矣。宣帝综核信必，所以起仆陶窳，与天下更始者也。故吏治至是而盛，亦至是而衰，有不若高、惠、文、景之时。六合一和气也，是故高、惠、文、景则不载，至宣帝则备载。备载者，不得不载也；不载者，不胜载也。吾亦何以知固之不载？曰：以吴公事知之。吴公治平为天下第一，是可谓之「良」也。固特附于《贾谊传》，《循吏传》则无名焉。大者尚尔，他所遗落者多矣。由是言之，谓高、惠、文、景之循吏止于文翁者非也，谓固于高、惠、文、景之循吏，独取于文翁者，亦非也。然其独载文翁者，何也？曰：翁之治，主于兴学，五人之治，主于爱民。载一文翁，所以见高、惠、文、景之循吏，非宣帝比也。且帝独不见王成事乎？名为循吏而因列之传者，王成也；伪增户口以欺帝者，亦王成也。一人之身，瑕瑜已不相掩，况其他乎？帝之综核信必，至是穷矣。固之所为深嗟而甚不满也。以其深嗟甚不满之心，而为善谈乐道之言，固之意微而显也。范晔传循吏，视固特倍，君子知其名盛于西汉，而其实愈衰于西汉也。宣帝，中兴主也，固言宣帝循吏之盛，足称中兴；晔言光武，则讥其吏事之深刻，而于中兴之美有所未尽。晔之贬帝是也，然晔以贬为贬，孰若固以褒为贬哉！以贬而寓于褒也，则旨不迫；以贬为贬，则迹太露。是又足以订二子之优劣，观史者当有权度。谨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