臣闻赏以劝善，罚以惩恶，此古今之通谊也。然世固有赏行而人不知劝，罚用而人不知惩者。且后魏羽林之变，胡后不能讨，而大赦以安之。李唐泾卒之变，德宗不能讨，而播迁以避之。人孰不咎两朝之失政？而使高欢结客，李怀光袭迹，以基危乱，岂知国势积弱，人情久玩，而欲一旦以法绳之，急则生变，缓则启寇，盖无一而可也。乃者禁卫之变，几为后魏、李唐之失政，幸而收之桑榆，犹可以暂弭目前之忧。然而乘舆所在，卒遇震扰，环视四顾，远郊近甸，一无可恃，而徒恃区区赏罚，以长保其无他。臣恐赏罚有时而穷，若不及今追惟旧制，思所以相维相制之道，固未可恃以为安也。臣窃考三衙之制，盖自高宗皇帝首值苗傅之变，继罹张宝之乱，每病禁卫单弱，命三衙增修军政，其后又以诸将步骑分隶三衙。至孝宗皇帝修明称娖，又为获圣一军，以寓阴相维制之意。马步之数通一万四千七百有奇，俾蜀帅选西兵之骁锐者发至在所，以充其数，其虑盖甚远也。马司暂移建康，识者已谓不然。其殿步二司之卒时遣戍淮，以劳苦之，然不过维扬、天长、六合而已。及时而往，及时而代，不欲久虚宿卫，以事边垂。此正周人乡遂之卒，惟以卫王室，不以远屯戍。而诗人所谓「予王爪牙，胡转于恤」，凡以强本也。至韩侂胄开边，如用殿帅郭倪、马帅李汝翼，发三衙禁旅与江淮之师，有事于宿、泗。十馀年骄惰之卒，乍罹暑潦，怨嗟载道，故仅至符离，退保蕲县，缚田俊迈以遗虏，而全军宵遁。虽将庸卒懦，本无可用，然以守卫王居之人，而使之长征远戍，则自此始。乃至近世习为故常，战者不得返，戍者不得更，凡边头杂役，虽殿步二司不得免。甚至夺骑司之马以授北人，而驱骑卒以事之，执鞭刈草，昼夜劳苦。夫三衙所以扈卫乘舆也，今或荷戈于境外，或执役于降虏，揆诸事体，诚为倒置。不宁惟是，凡江上诸军，皆非阜陵分隶之旧。骑司之军，昔戍于滁、濠、定远也，今移之浮光。建康戎司，昔戍于安丰、庐、和也，今移之泗水。京口戎司，昔戍于真、扬、楚、泰、高邮、盱眙、瓜洲、盐城诸处也，今置之新复诸郡。池州戎司，昔戍于舒、蕲、巢县也，今置之淮东许浦诸处。水军昔处之近辅，所以拱卫行都也，今徙之东海。自馀荆、鄂、四川军人，大抵皆非旧戍。且将不知士，士不识将，舍所素习之山川，而投之未谙之水土，此固兵家之所忌。况于舍王居而事疆埸，舍旧戍而事新疆，此于体统之轻重，虽三尺童子皆知其不然矣。而士大夫恬不以为怪，闻禁卫之乱，则第能追咎拣汰之激变，复讥赏罚之不明。闻徐、邳、宿、亳之败，则第能追咎诸帅之轻举，复讥和好之难恃。然以臣愚见，咎者讥者皆是也，而未得弥变之说。臣尝妄谓苗傅、刘正彦之变，恃有刘光世、韩世忠诸屯列于上流，故二凶虽狂愚，卒于自遁。张实之变，恃有吕颐浩亲军及新水宗曲部密接旁近，故虽以艰难之馀，戮十七人而废其班，彼不敢哗。今以京师之重，独有殿步二军，而近郡诸屯皆戍极边，殆非防微杜渐之意。臣愚谓宜亟循旧制，凡沿江沿海之卒置之旧屯，而以时戍边，庶几连营列栅，声势联亘，可以拟缓急之须，可以销奸慝之萌。不犹愈于舍近谋远，以生觊觎之心乎？王黼、童贯既得燕之空城，即移旧边之戍以守新边，一旦女真长驱，新边既弃，旧境亦失，越关渡河，如践无人之境。往监明甚，而今之新进少年，独未知惩创乎？此新复之郡既未可保，而江上之备已为之一空。臣愚谓宜亟循阜陵分隶之旧，宿师于江南，而分戍于淮汉，庶几根本先固，人心不摇。既可以厚重门之守，又可以省分豢之费，不犹愈于虚内事外，以贻一旦仓卒之忧者乎？或曰：「如此则是弃外而事内也。藩篱不因，如堂奥何」？曰：不然也，臣之所言，惟欲守阜陵之成规，宿师于内郡，而移戍于边城，所以固近而怀远，先内而后外，非直弃远而遗外也。譬如人之身，腹心溃裂，虽四体皆具，将安用之？况祖宗守边规摹，如淮、汉、蜀口皆有民兵义旅可以倚仗，不专仰三衙江上移戍之军也。臣先事而有言，则诚为过计。不幸而言中，则事已无及。陛下曲留圣虑，与二三大臣谋之，如臣言可采，即今速见施行。取进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