国朝人物莫盛于东南，学问之美亦未有盛于建安，岂惟地大物繁，褰举辈出，抑先儒之教有以倡之于先，后进之才有以和之于后。然而学不能于家者，人熟道未至于躬行心得者，由夫共理之寄不能倡率于其上，则成学之效，固难以责备于其下也。建之有学尚矣，百年之泽既久，而一日之功未闻，其故何也？渡江创始时，见致堂胡公为之记。宝庆更新时，则西山真公为之记。游、胡并祀，则南轩张公、晦庵朱公咸记之。当是时，游、胡祖述周、程，行于闽峤，名公钜儒项背相望，足以表章中兴之盛。及周、程之教至朱氏而兴，四方学者辐辏云集，足以光昭道化之美。自孔、颜、曾、孟之后千七百年，废坏而不明，弊陋而无统者，如日月开霁，星斗照耀，无复难知难行之虑矣。然而国家之戒令方新，学术之源流易远，其有不溺于时王之制者鲜矣。是以民安于性之微，而不肯从事于隆师亲友之胜，士忘其习之偏，而未必真有切问近思之美。不幸而知识高广，则陷于异端，而无复大道中行之盛，幸而志念平实，则溺于章句，而非有通经学古之益。其玩意灯息者，怀书挟字以志科举之得；而脱迹场屋者，计日累月以求利禄之荣。其大者以经术政事为两涂，而不加之力；其小者以骈丽诗歌为一枯，而谬用其心。又其甚也，窥窃大道，鼓舞后生，而去圣门之教益远。虽有豪杰者出，卓然自立也难矣。然则，道之不行不明也，岂皆知贤愚不肖之过哉！性善之说不传于后世，修道之教无与于生民故也。本朝表孔颜曾孟以觉民，圣上尊周程张朱以立教，亲洒圣训，啜食有差，所为孳孳汲汲者，岂特故事之美观哉，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者大矣。而郡学更乙未兵燬，殿斋及门犹有存者，屋老地庳，不称来学。太守姚公宝即以为堂，他未遑及。王公伯大典漕计，慨然以御书阁为己责。黄公壮猷守郡，任大成殿之费。方公大琮代为漕，与诸生谋曰：「右庙左学，前殿后阁，京邑制也」。为图以授博士赵君陛夫，曰：「子之职也」。赵君曰：「吾之事也，舍是而不治，何以哉」？辛丑十月乃始为殿，明年二月讫事，又明年六月建阁，以次而举。大帅徐公清叟、漕使项公寅孙、庾使李公昴英、赵公纶、蔡公籥、太守王公野、王公极，闻之捐金，以相其役。殿在学西，从祀惟谨，十斋东列，以博学、审问、谨思、明辩、笃行、致知、格物、诚意、修身、正心为名而扁之。中则为堂，榜曰「明伦」，后直阁以焕云章之美，下为先贤之祠。自游、胡而下十二人，先达宿儒，莫不咸在。又北为藏书之楼，前设重门修庑，以严启闭。与方公之图无以异，合于頖水之规，次于辟雍之制，大而新之，踰三年而后备。遂到郡，见其轮奂灿然，无所加乎丹雘之功；环佩井然，无所益乎弦歌之盛。他日陛夫讲学建安书堂，私谓遂曰：「子诚有意于共理乎，愿一言以为之教」。遂避席不遑，迟迟数月而不敢当，因念夫郡守部刺史之经始广大，不可及矣，赵君之扫地更新，亦其难矣。大非溪山清伟之胜也，所谓富有之谓大业是也；新非宫墙观美之盛也，所谓日新之谓盛德是也。然于其大而歛，就平实则约已。靠里不为高，虚其小也，安知其非大也？于其新而提醒之，则明善复初，不求奇异，其旧也安知其非新也。此孔颜曾孟相授之密指，而周程张朱自立之要诀，不可易也。《记》曰：「致广大而尽精微」。又曰：「茍日新，日日新，又日新」。大与新之功其盛如此，岂骛于外者所能致哉？将见建安之士自此有不容已者，而谓性之不善、道之不可以为教，抑末矣。陛夫曰：「此则陛夫愿与诸生承学之意」。乃不辞而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