科举取士，自唐以来盖数百年，鸿儒名士、社稷之臣由此涂出。方其应试也，杂来泛取，滥得幸中，不知其几。故我艺祖常难其选，兴学校，专师儒，欲教而后用，养而后取之。盖乡举里选其法既废，兼采誉望，有司犹得以执其权。自糊名誊录之法密，则一于言语文字工拙而已。法行既久，未易骤变。来者愈多，有司老校，精神有限，去取苟且，则并其言语文字择之不精，毋怪乎人才之愈下。南渡以来，嘉尚正学，中间诸老先生虽所得源委不能尽同，究析义理，昭若日星。士子手抄口诵，讲疑问难，上者有深造自得之功，下者不失为规矩准绳之士。权臣误国，立为标榜，痛禁绝之，以《中庸》、《大学》为讳，所趋者惟时文，前后相袭，陈腐愈甚。夫积渐于数十年之久，其说之方行，大坏于数年之间，其论几熄。更化以来，崇奖虽至，丕变未能，故体贴愈精，字面虽新而不贯于义理，华藻愈盛，浮言虽多而不本于义理，务为纤巧而气益卑，更相蹈袭而见益下。臣谓当此大比，戒谕考官，悉心选取，必据经考古，浑厚典实，理致深纯，辨析该通，出于胸臆有气槩者，理胜文简为上，文繁理寡为下。秋闱既精，上之春官，进之天庭，为异时天下之用，岂云小补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