郡邑之有社稷风雨雷师之祭，其来尚矣。谨按《周礼》，社稷为地祭之属，礼秩在五祀五岳之上；风雨师为天祀之属，而礼秩在日月星辰之后。至唐天宝中，又立雷师之祀于风雨师之次。盖为人生之所赖，虽以土谷为重，而其所以生生不穷者，岂不曰「鼓之以雷霆，润之以风雨」而后遂焉，缀之以祀亦其宜矣。故后世因之不废，列之郡邑，以为故常。而世俗之吏以谓孟子之论盖尝贵民而次社稷，又谓祭祀以时而旱乾水溢则变置之，故所至之邑则未尝以孟子贵民之意而待其民。平居暇日，惟知以聚敛为急，教化之不修，政令之不行，视其善良莫知所以抚之，视其饥寒莫知所以养之，至其陷于罪戾则深疾之，曾无哀矜恻怛之意，是未尝以孟子之所谓贵者加乎民也。至社稷之祭，三代圣人之所建置、礼经之所存者，则往往以孟子变置之说而轻忽之，乃反崇饰浮屠、老子之祠，金碧辉焕，无所不至。祭非其鬼，神不顾答，人蒙其害，而社稷之坛壝荒废圮坏，每岁仅遵甲令，春秋一至焉。既退，置而不问，使民莫知所敬重，而疾疠之间作，水旱之相寻，民生之多艰，可叹也。先儒谓勾龙氏平治水土，故以配食于社；共工氏播植百谷，故以配食于稷。及殷之兴也，有七年之旱，故变共工氏而置弃，又欲变勾龙氏而以为不可，故勾龙氏配食如故，而弃遂配稷焉。夏社之书亡，无以考信，今以理推之，知其必不然也。夫孟子所谓变置者，意其以为地之不吉，改卜其地，庶几土地所安，风气所宜，于以导和气、致休祥云耳，非谓变易其配食之神也。夫政之苛、令之烦，匹夫匹妇不得其所，则旱乾水溢从而应之，而神何罪？今以旱乾水溢而变其所配，则与夫罪岁者何以异？正是以知孟子之意决不然也。开封赵善溯泽深为东关，始至之三日谒社稷，退而叹曰，人生之所赖者在此，而不严若是，是尚可缓乎？乃因其地广之为坛四，左为社，社之次为风伯，右为稷，稷之次为雨师、雷师。坛皆三成，社之址方二丈五寸，崇尺五寸，其馀崇皆杀六寸；稷之崇广亦如之。风伯之址，方一丈六寸，其馀崇皆杀一寸；雨师、雷师之崇广亦如之。为斋庐于后以供祭事，为门庑于前以严扃鐍，为土墙以周之，后崇六尺，前及左右皆崇五尺，而厚皆五尺。经始于嘉定七年九月甲子，落成于次年二月庚寅，书来求文以记之。正窃以为今之为邑者惟其不知学，是以所当轻者反重，而所当重者反轻，事失其序而苟且鄙陋，庶几于古人者少。泽深兄弟少从师友讲明学问，而不专以科举之文为学，今其所立如此，是可书也。校书郎、临邛魏侯详刑本路，首严选举之法，不妄许与，故所得皆一时之胜，而泽深与焉，吾泽深之为邑亦概可知矣。因备书以示来者。嘉定丙子正月甲子日，奉议郎、新权发遣怀安军、兼管内劝农事山阳度正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