昔吕给事元钧为吾乡铜梁令，实事濂溪先生，尝谓其志清才醇，行敏学博，读《易》、《春秋》、探其源。而濂溪序彭应求《崇圣院诗》，自言往在袁州，进士多来讲学于公斋。窃意先生道德之高，声闻之远，所至学士大夫多从之。然学士大夫之所以从之者，或师其文学，或师其政事，或师其德行，至于相与讲磨孔孟之绝学而独得夫圣贤不传之秘者，明道、伊川而已。盖自金陵王氏得志而颁其所谓新经者于天下，自后其徒互相祖述推尊之，以为圣人复生，庠序专以设教，科举专以取士，其或不由此者一切弃绝，甚者屏逐之。学士大夫知有新经而不知有其他。当是时，独吾乡之老师宿儒从事《易》、《春秋》、《论语》，其议论讲说今其存于世者，又复专主伊川之说，深探力取，持之不变。盖其当时亲闻于濂溪者，父兄相与谨而传之，风流馀韵至是而未泯耳。正少蒙义方之训，早知诵习伊洛之书，窃尝以为后之学者不欲为孔孟之学则已，如欲黜异端，祖述孔孟，当由是而入焉。其始闻之者皆怫然不悦，而同志于此者不过数人。其后学之既久，则亦有闻风兴起、相与慕用而为之者。不幸未几而伪学之论起，于是向之兴起慕用者往往消沮退缩，至有背而驰者矣。北岩李明复伯勇以文献故家，自其少时已能汲汲于学，服膺诸老之书，信之甚笃，求之甚至。惟其趋向之既正，是以见于言词者亦卓然不惑于世俗好恶是非之私，故虽屡困场屋而未尝悔，则其志岂在于钓声名干禄利而已哉！伯勇于经无所不学，而尤尽力于《春秋》，故凡濂溪、明道、伊川、横渠而来，或著书以明《春秋》，或讲他经以及《春秋》，或其说之有合于《春秋》者，皆广收博访，无所遗逸。尔乃定其后先，审其精粗，各附于本章之次，名之曰《春秋集义》。凡诸老先生平日之所讲明以遗乎后之人者皆粲然在目，而圣贤传心之旨可坐而至，真求道之轨辙而入德之门户也。间携以示余，且谓为之序以冠其篇首。余读之，抚卷太息曰，是固余平生之志而力有所未暇，子能成之，子之志伟矣。昔石子重会诸老先生之言为《中庸集解》，朱文公为发明其书，且删其重复，去其讹误，以为《辑略》。恨子生晚不及见文公，正虽幸及见之，而心力衰耗，顾不足以任兹事，姑为序其本末以待后之学者，庶几后之学者知师友渊源之所自云尔。嘉定十三年冬十有一月辛亥，山阳度正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