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禹贡》一书，记禹治水本末、区画九州、任土作贡之事也。然禹之治水，当在尧倦勤之时、舜历试之际，宜谓之《唐书》而叙于《舜典》之上，今乃叙于此，而谓之《夏书》者，何邪？以其书乃夏史官所录耳。说者谓「禹敷土，随山刊木，奠高山大川」，此史官之辞也；「禹锡玄圭，告厥成功」，亦史官之辞也。若夫自「冀州既载，壶口」，以至「讫于四海」，皆禹自述经行天下与夫用功先后。山川主名、草木之生遂、土色之黑白、田赋之高下、山之首尾、水之源派，纤悉登载，奏之于尧，藏之史官，史官略加删润，以成万世之信书。此说诚有理。盖冀为尧都，而所都近河，故禹于每州之下必言「浮于水，达于河」者，诚以每州规模方略经理既定，必自河还冀，以白于帝也。冀州帝所都，居水之下流，而河之患为甚，故禹之用力先焉，而九州之次亦以所治为先后。水性下注，故治之之道当自下始。是故自冀而兖，兖而青，青而徐，徐而扬。又从扬以西而荆，荆而豫，豫而梁，梁而雍，雍地最高也，故最后于雍焉。当时之水为患最甚者，河为最，江次之，淮次之，而河之所行多在冀、兖、青、徐，亦下流也，被害为惨，故禹之功先施于四州，而河患衰矣。雍与豫虽近河，然下流既治，水亦渐消，可以稍缓也。故次于扬，次于荆，以治江与淮。江淮治而水患平，然后次于豫，次于梁，次于雍，以治江淮上流之馀患。此禹功之次序，而治水之本末也。禹于每州必陈其治水登山，从下而上，可谓详矣。然以其州境隔绝，山之脉络、水之源委，或绵亘于两州之间者，其足迹之所历与夫施功之次第，或未得以著见，故于九州之后，又复以其山之势、水之源而备言之。自导岍及岐，以至于敷浅原，此皆不言水而直以山言之，所谓随山浚川，导山之涧谷而纳之川也。自导弱水至于东北入河，此又不言山而直以水言之，所谓决九州距四海，盖导川之流行而归之海也。然经言导山，独记雍、梁、冀、豫、荆、扬之山而已，而兖、青、徐之山不记焉，何哉？盖三州之山绝在东，河之东不与西属，各于其州见之矣，故不复赘言之。然九川之水有不因山而导之者，水出于平原也，如弱水、黑水、沇水是已。有因山而导之者，水出于山谷间也，如嶓冢导漾、岷山导江是已。有其源甚远，而导之不及其源者，导河自积石是也。有其源甚迩，直由其源而导之者，导淮自桐柏、导渭自鸟鼠同穴、导洛自熊耳是也。河在北，故先言河；汉入于江，故先汉后江；济水发源河北，越河而南，与淮俱为四渎，故次济与淮；渭与洛俱入于河，故又后言之。天下之水多矣，而此举其大者言之耳。至于三江之说，不胜异同，颜师古以为中江与南、北为三；郭景纯以为岷江、浙水、松江；韦昭以为浙江、松江、蒲阳江；而王安石以为一江自义兴，一江自毗陵，一江自吴县。各据所见而言，莫知孰是。但东坡以为自豫章而下，会于彭蠡，以入于海，是为南江；自蜀岷山过九江，会于彭蠡以入于海，是为中江；自嶓冢导漾，东流为汉，过三澨，至于大别以入于江，东汇泽为彭蠡，以入于海，是为北江。此说最为有据。盖尝纵观于彭蠡之口，今豫章之江所谓西江，而岷山之流为蜀江，导漾之水为汉江，论江之大无过此三江者。三江既皆入海，则震泽之区安得不定乎？至于九江之论，尤为不一，独《九江图》谓九江随水势而分，其间有洲，或长或短，别于鄂陵，终于江口，其论为不诬。盖尝自九江望之，直枝分派别为九江尔，非必有本原也。此《浔阳记》所以有乌江、蚌江等九号也欤！然其名号则起于近代，计禹时未有也，亦犹河有徒骇、马颊之名耳。河自积石至于大伾，率依山而行，自大陆以北，则出于平地。禹惧其冲突也，于是因地之形而逆设为九河，凡河之道则不建都邑，不为聚落，不耕不牧，以防其决，故谓之逆河，非谓九江同时并流也。虽然，考之《禹贡》，其间山冈之连属、水势之流演，有不可以简编求者甚多。如当时之水势，自江入海，自海入淮，自淮入泗，然后由淮泗以达于河。至吴王夫差掘沟通水，与晋会于黄池，而江淮始通。禹之时则未有此道也。孟子谓「禹疏九河，瀹济漯而注诸海，决汝汉，排淮泗，而注之江」，而说者以为孟子误指夫差所通之水以为禹迹。夫孟子去禹未久也，而犹不可考，乃欲以今日耳目之所闻见，而求合禹之书，岂不大悖与？学者反覆《禹贡》之所载，参之以诸儒之所发明，而又详之以耳目之所接，疑则阙之，而无凿以臆度之说，斯可也。《禹贡》山川之势亦既略言之矣。至于九州，禹初别之，所以画其封圻而察其土俗者，极为详备。释《尔雅》者以为两河间其民气习情性大抵相近，故曰「冀」，冀者近也；济河之间其气专质，体性信谦，故曰「兖」，兖者信也；淮海间其气宽舒，其性安徐，故曰「徐」，徐者舒也；江南之民，其气躁劲，其性轻扬，故曰「扬」，扬者轻也；荆州之民，其气刚悍，厥性彊梁，故曰「梁」，梁者彊也；河南之民其气安舒，厥性宽豫，故曰「豫」，豫者舒也；河西之民其气蔽壅，受性多急，故曰「雍」，雍者壅也。然冀之北与边境接，傥不正其封疆，则将有猾夏之患，舜于是分冀之东北为营州，正北为幽州，西北为并州。方禹治水，冀之北境未有定域，故独于冀不言封界者，其以此欤？至于商之时则无青，并青于徐也；周之时则无徐，并徐于青也。名号更革，虽若不同，要皆不出于九州之域而已。水患既平，土性复故，人得稼穑，于是始作贡赋之法。考之于书，九州之田，雍、徐、青为上，豫、冀、兖为中，梁、荆、扬为下。九州之赋，则冀、豫、荆当其上，青、徐、雍当其中，扬、梁、兖当其下。何田与赋参差如此哉？盖赋出于田，而又参以土焉。曰「咸则三壤，成赋中邦」，此赋之出于田也；曰「庶土交正，厎慎财赋」，此赋之出于土也。赋出于田，参之以土，而又以其灌溉之利否与人力之勤惰而加审焉，此其所以错杂不同，而一归于当也。虽然，赋非天子所有也，诸侯用之以守邦国，以承王命，以讨不庭，圣人特为之差别尔。至于贡，则四方之入于王者。赋有常经，贡无定制，必曰锡命而后贡。后世举天下之赋悉输于大农，而所谓岁贡亦有一定之法矣。至于五服之说，亦不胜异同。贾逵、马融以为甸服千里，其外四服则二千里，相距为六千里。郑氏以为服五百里，乃尧之定制，至禹辟之，每服增五百里，四方相距为万里。盖禹之治水，其功在于平治山川而已，未尝用力于广拓封疆也。正使广拓土地三倍于尧，而《诗》、《书》皆无述焉，何哉？况周之九服，《大司马》明言王畿千里，其外八服皆五百里，相距为九千里，合王畿为万里。自国畿之外以至于卫，悉以封侯，其外三服则为蛮夷。是则周之土疆凡万里也。汉之土境，东西九千三百二里，南北一万三千三百六十八里，验其山川，不出《禹贡》之域，而里数不同者，盖《禹贡》据其空虚鸟道直而计之，而汉则以人迹所至而言之。故王肃以为方五千里者直方之数，若回邪委曲，动有倍加者，正其意也。然则汉之土疆岂非亦万里乎，孰谓尧之土疆而止于五千里也？孔氏《正义》以为尧凡五服，服各五百里，为二千五百里，二方相距为五千里，以四面言之则为万里。王肃、马迁俱以为然。盖《禹贡》封域，历三代至汉初，一无所变更，则万里之数不应不同也。是皆先儒之说，故表而出之，庶几览者得其要云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