君之道得以用，臣之道得以言。尧、舜考古而行，故谓之典；禹、皋陶考古而言，故谓之谟。君臣之分不同，故典谟之名亦异，要其足以为万世法程则一而已。禹之谟首言「克艰」，皋陶之谟首言「迪德」，二臣之言虽若不同，而其君臣之间相勉以躬行、相规以自尽，亦一而已。古今以谟显者莫如皋陶，意其陈言之际，必有高论，则亦不过曰「谨厥身，叙九族，迩可远在兹」。夫自修身而睦族，由睦族而推远，此盖古今之正理、圣贤之格言，虽皋陶莫得而易也。知人安民，亦为治之大纲者，皋陶又继言之。然禹闻修身之说则拜而受之，如知人安民之言，则吁而难之，何也？盖修身在我，可得而勉，而知人安民，事端闳大，非可以易言也。不惟禹难之，在尧舜固以为难也。然于二者差择言之，则知人为尤难。此皋陶所以反覆开陈三德六德九德之人所以考德者如何，所以用德者又如何，而于安民之事，则置而不言，亦言官得其人，则民无不安，信哉，知人之尤切于其道也！而又终之以「无教逸欲」、「政事懋哉」，所以勉舜之躬行不倦者累累不置。以至典礼刑罚，悉归诸天，以言非君之所可专；聪明明威，悉归之民，以言非君之所可私。大纲小纪，秩然具备，此皋陶之谟所以独详于禹之言也。虽然，皋陶岂徒言哉？曰「朕言惠可底行」，又曰「思日赞赞襄哉」，是则皋陶不独以陈谟自任，固将以躬行辅禹也，而岂若后世之臣以空言自逸，而以躬行强其君哉！然则皋陶之谟固万世进言者之法，而皋陶之爱君，后世之辅治者尤不可以不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