昔者圣人之作《春秋》也，上揆之天道，下质之人纪，年不名一也而曰「元」，月不徒正也而加「王」，说者谓人君即位必改元，常事耳，不以为重。然则果常事乎，抑重事乎？又曰文王即位已改元年矣，而中间又改，武王即位宜改元也，而乃不改。比其受商命也，又宜改也，乃又不改。然则书元亦旧矣，奚独重于《春秋》乎？或者又言：元宜以天瑞，然则建元、元光之义，亦有得于圣人之意否乎？虽然，一者天之所为，而元者圣人之所为。盖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，自三以往，则巧历不能算矣，顾变而为元，则毋乃有所执邪？及反而求之于《易》，则卦六十四也，以《乾》为首；《乾》六爻也，以健为德。《彖》曰「大哉乾元，万物资始，乃统天」。推而至于时成六位，保合太和。则元之用大矣。至《象》则曰「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」，然又曰「天德不可为首」，何邪？夫道始乎伏羲，用于黄帝，成于帝舜，上下数千载间，皆一元之功用也。然伏羲之《易》，机神义密，非文王、夫子孰能明之？至神农、黄帝三坟之书，所谓象形气之宜，原阴阳之化，与夫二圣传心之妙，则巍乎天地不足为大，纤乎尘埃不足为细，果皆合乎一元之运耶？否则华胥之俗、泰和之风，将何道以致之耶？唐虞之廷，天同神比，都俞一堂之上。三代贤佐，当其君践阼之初，陈谟进戒，编之书，纪之诗，灿灿有序，不知孰为澄源正本之论耶？仰惟皇上躬承慈训，嗣纂炎图，收聪蔽明，急先纳问，凡危言之罔咈，正论之开明，固已山积而渊涵矣，不知其先后缓急亦可得而言之否耶？人谓《祈招》之诗缓而未切，引裾之谏迫而不舒，不知司马温公三言之要凡献三朝，然则万言十事未免支离，而德本化枢果皆不越乎是耶？唐人《大宝》之箴、先朝《唐鉴》之作，皆献于继统之初，其言凛凛，其目绳绳，不知孰可行于今日乎？人谓一元之义不明，千载无书法；正始之道不著，百世无善治。其稽三坟之《易》，以参乎《春秋》之元，究唐虞三代之陈谟，以合乎有唐之鉴，使后圣之心一乎前圣之心，而伏羲之治不绝于三代之后。矧惟有司，恭承御札，奎画煌煌，垂训明白，曰：「文辞浮靡者必非伟厚之器，议论诡激者必无正平之用」。又曰：「场屋私弊，售伪乱真，法令具存，所当申饬。毋使侥倖者滥进，而忠朴者见遗」。大哉圣谟，昭揭轨范。诸生何幸，获逢初政之辰，悉吐平时之学，有司将得以观其抱负而援之以上，应务得实才之意，毋冗毋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