某前者《与点说》拜呈，伏承批诲详委，甚荷警策之勤。然愚意更有欲讲者，敢一披露，以求正诲。窃谓此章之旨，未可容易读过。夫子所以喟然发叹而深与者，是岂浅浅见解？学者须看得表里净尽，方有实益。程子以点为已见大意，有尧舜气象，而与夫子老安、少怀，使万物莫不各遂其性之志同，此其为义已精且备。但其言引而不发，如《集注》，乃是即程子之意而发明之，其紧要却只在「见日用之间，莫非天理流行之妙」句上。此正是就根源说来，而志之所以然者，可谓至精实，至明白矣。会得此意，则曾点气象洒落，从容优为，尧舜事业，方识得端的落著，不是凿空杜撰，而夫子所以深与，程子所以发明，并三子所不及之旨，并洞见底里，会同一源。但此意乍看亦甚微而难著。某自三四年前，已略窥一线，而口笔屡形容不出。至丙辰秋，因感严说大故遗阙，忽跃如于中，遂发此一段以记之，只是推广程子及《集注》之意，而不敢有加焉。似觉如水到船浮，不至甚有悭涩处，而夫子、曾点当日之意味，亦觉洋洋如在目前。以是自信常存于中，而日用应接亦觉有洒然得力处多，所以奉两贤诸长者。今承来教缕缕，大概排抑根原底意，而深主严说，似于《集注》未合。夫所谓根原来底，只是以天理言之，看理至于知天始定，此亦不过下学中致知格物一节事。而所致所格者，要有归著至到云耳。盖致知力行，正学者并进之功，真能知则真能行，知行俱到，正所以为上达实见之地，自不相妨，恐未可偏抑。而但如来教，只务理会此，不必理会彼，而彼自在里许，忽然自达，恐差之多也。如严说者，全篇大旨，只谓直到清明在躬，志气如神，则天下无不可为之事。又曰：素其位而行，不愿乎其外，无入而不自得。又曰：须自所乐中出，方做得圣贤事业。此只说得《集注》所谓洒落从容以下底意，乃涵养成后之效也。其所以如此者，端由向前有造理之功，洞见得天理流行，日用间无处不是，故涵泳乎其中，即身见在便是乐地，更无他念耳。以此意推广之，何处不是此理之妙？何处不是此理之乐？故虽尧舜事业，巍巍荡荡，其作处亦不过只顺他天理，对时育物，如此而已。此意思一同，所以谓可优为之，言此底即是做彼底样尔。窃谓此意味甚博洽，此义甚缜密，最是圣贤吃紧处。若无此，则冥然养个甚，而亦安能恁地清明自得，从容洒落，所乐乐个甚？而于圣贤事业，亦将从何处有缝罅可入手哉！严说正阙此，愚所以不敢依阿徇情，而有向前根原说。不著之断，亦何嫌于分别，恐不得一衮以道彻上下、贯本末为此，彼此各是一义也。理在事中，理形而上，事形而下。三子只见物不见理，严说未说到理，鄙说正所以发明。点于日用事物上见得件件都是理，于形而下处，见得一一都是形而上之妙。又非语上遗下、语理遗物之谓也。况严说又全无下学次第，如来教所谓「与尧舜有天下不与者无间惟此一条」云者，正与严说同。圣人所与之意，决不徒然止此。若但止此，则意滞而不圆，非惟不彻古人心，而于自身又无受用实益，其不骎骎成谢事去流入佛老者鲜矣。所谓「涂人为禹」者，义又不同，亦不得引以为喻也。若必论端的，成个尧舜巍巍荡荡之功，此须穷神知化，盛德之至，有绥斯来、动斯和底手段方能。其中多少事在，虽颜子亦未可快许，而况于点乎？至所谓「虚见实不同」而下，叙颜、曾所以为实见，及以点无颜、曾之功，而君子欲讷言敏行，行远必自迩，登高必自卑者，极善极善！此则日用不可少歇工夫，而鄙说亦略具于篇末矣。讲之不厌其详也。三复警竦，当切铭佩，然亦当知下学中，知与行齐头并进，如前之云，不但偏靠于行，而忽造实见地也。区区欲长者详其是非底里而正之，辞不觉繁，千万乞赐斤砭。瞻仰函丈，岂胜驰情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