鄱阳吴予似丞万载且三年，以书抵予曰：「丞于是邑，政无细大皆得预闻，庸讵可以负为言？韩公所谓偪嫌不可否事者，盖有激云尔。走虽不才，窃有志焉。惟是卒卒将受代，而奔走台府无虚月，在邑之日无几，顾何以自见？独尝见邑在万山间，民有疾疚，无所求药，束手听命于天，往往不得永其年。乃捐所尝得添给等钱通若干缗，请诸常平司，愿得循环运惠民局药以售诸邑，使者著作郎章公良肱许焉。则又请诸常平司，愿属诸邑大夫提督，月附帐一甲，以贻悠久。今使者郎中袁公燮又许焉。自是，邑人无远近，皆得善药，尚庶几持此以谢邑人，愿公有以记之」。予发书疾读，跃然复之曰：仁人心也。民吾同胞，物吾与也，心盖无乎不在也。推是心以往，则随用皆足以及物，仁不可胜用矣。心不在焉，楚越肝胆，但见其人自人，己自己，尚可望其诚求赤子哉！学士大夫志乎仁者也，而高者或淟涊于簿书之间，卑者率伈伣于风埃之下，视斯民痒疴疾痛，若举无预于身者。此无他，是必有不存焉耳。予似不鄙夷其官，匪身之谋，而卷卷乎斯民为疾之忧，是盖其心之所发见，而非勉强为之者。诚能扩而充之，细而理一州，大而理一国，必将循标察本，爬剔弊蠹，培护根原，以致其恻隐怵惕之心。所谓暴征苛歛以剥民之髓肤者，必不为也；所谓严刑峻法以殒民之躯命者，必亡有也。则其爱民利物之功，岂但创一药局而已。请以是为记乎？予似曰：「可」。乃书以遗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