社以神，地之道，古也；邑有祠，社之坛，礼也。因以圮坏而修复之，为政之先务也。古者养民之政，六府是先，金木水火非土不成，人非谷不生，故圣人推本始以报祀，即天子至于郡邑，通得祀社稷，所以教民反始以厚其本也。后世吏以文法相高，催科狱讼，簿书期会，是究是图，绌礼不讲，视土谷之祀为具文。坛壝弗饰，牲币弗虔，踵陋袭倾，类以戊祭应故事，礼则亡矣，何有于政？宜春社旧有坛在西南，颓敝岁久，鞠为榛莽。一遇春祈秋报，始鸠工役，整拔芜秽，事已如初。乃若风雷雨师，则望祭于厅之东，于《礼》经尤不协。今邑大夫王君孝序期年政成，慨然悯焉，亟命工殚治之。坛增其高，壝周其外，傍立风雷雨师之坛四，列其位一如《礼》制。亭翼于前，以虞风雨；门伉于外，以严启闭。周植乔松，创立华表，以引遐观。于是昔之废坠，焕然一新。夫古之有民有社者，固欲齐民之礼，与祀神之礼并行交举。然而讲明古道者，尤以民政为事神之本，所谓民为贵、社稷次之是已。尸百里之寄者，使能以礼义迪民，毋暴征，毋峻令，本末有序，治化流行。胶庠相习于明伦，而礼行于士；疃里相安于平秩，而礼行于农；涂肆相为贸迁以利用阜生，而礼又行于工贾。验诸四民，式礼不愆，则事神而神在，庶乎可以亡愧。不然，虽洁斯牲，虽崇斯坛，神其吐之矣。王君之于是役也，盖深察乎事神之本，故予特书其事，以诏悠久。嘉定十二年二月庚戌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