臣窃惟今日之急务，莫急于御戎，然自用兵以来，廷议不一，臣窃忧之。自古中国之待夷狄，不过战、守、和三策而已。大抵以守为主，而以和、战为权。推其能守，故可战则战，而战不至于危；可和则和，而和不至于屈。以吾之所以待之者，素有其备故也。臣观近日之事则不然，言战则无必战之声势，言守则无必守之规模，言和则无必和之成说，三者之论久而未决，是岂可不原其故哉！国家自南渡以来，其为失策盖非一朝一夕之故，议者不知边防失策之由，而轻言兵事，抑何不思之甚也。自绍兴和议之后，沿边不屯重兵，险阻不修，斥堠不明。当时所建城邑，始于和议之际，收复残破，鸠集其民而居之，初非有意于审地利、相形势，谋为异时解盟败约，金城千里，可战可守之计也。纵或有之，亦不过因陋就简，潜为经画而已，而其实可以凭藉者十无二三。异时有志之士未尝不叹息于斯，往往掣于开边生事之戒，日就苟且，莫能加意。况自绍兴以来，内郡之民利其荒闲，谋往居之，生息日蕃，车马屋宇渐拟内地，后生晚长不见兵革。盖自辛巳逆亮之来，边民始窘，未几修好如初，武备复弛。自是厥后，非无深谋远虑之人逆知今日之事，每谓沿边城垒其可守御者有几，沿边之田其可使官兵留屯者有几，计非不善也。然城廓既立，则难以复迁，请佃既久，则难以复夺，而况虏人耳目邻近，微有改作，官吏惧谴，纵有欲见长策，为国远虑之人，孰敢迁移一城邑以据险要，夺一民田以便留屯哉？所以守不足恃，和、战费力。及至前日戎马侵犯边境，沿边之城疏缺甚矣，淮襄州郡之蹂践太半，足见沿边素不为谨守之备。用兵之道，进则可攻，退则可守，斯为善计。苟惟不然，但知进以谋人，不知人之谋己，进以图侥倖之胜，退不知自保之策，为谋亦已疏矣。臣闻虏人一入吾地，脩城掘堑，便为守御之备。岂有我国家素有之地，平时无事不曾修治险阻，一旦用兵，但为长驱之计，略不思保守之策？考其源流，利害之迹，灼然可见。今也置督视宣抚诸司，而未有大举之日，遣和议之介，而未有必和之报，窃恐和战犹豫，计虑狐疑，仓卒有变，必误大事。偿使虏人果能听命求和，使疮痍之民稍稍息肩，岂不甚幸？然虏情多诈罔测，岂可尽信？或知吾圉之未固，而我又屈意以议和，彼必有难塞之请，朝廷自度能悉从之乎？臣知其不可也。议或不成，虏必再来，事不在远，不过三数月之间尔，夹淮之战不可不急为之备也。或曰：「若此则和议遂可已乎」？臣曰不然，古者兵交，使在其间，亦何尝因战而废和哉！惟我之形势先立，可守可战，彼自度不能以必胜，而后有可和之理，我无必守必战之形，而屈意以求和，彼必骄蹇而邀索。此和之说所以未易议也。何谓可守可战之形？如扬州之堡寨，真州之六合，若和，若楚，若襄阳，皆以城壁稍坚，虏人屡来屡却，亦足以见有备无患之小验。如安丰，如濠梁，如滁阳，如仪真，如光化，如枣阳等处，皆以城壁不坚，遂至虏人蹂践其地，而无所忌惮。及今和议未定，百事可为，兵少处便当益兵，地险处便当增戍，城壁可迁者即迁，可修者即修。凡百守御之策，次第修举，纵未能逾淮前进，亦须使敌人稍知疑畏，断不可玩敌弛备以待和也。倘吾之形势渐立，兵势渐振，守御之道无阙，异时欲和则和，欲战则战，无不在我。机会所在，间不容发，此庙算所当先定者也。惟陛下留神。取进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