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春秋》一书，事变至繁，经文至约。接王政之末流，则可稽世道之升降；备伯事之终始，则具见中夏之盛衰；详列国之离合，则足究人心之聚散。夫以二百四十二年之记，一百二十四国之行事，国各有史，晋乘楚杌，故典旧章，册书浩博，是非纷纠，而《春秋》以万八千言该之，国无不记之事，事无不著之实。自学者舍经求传，事始繁而晦矣。盖始读经者，睹本末之宏阔，而考之于训辞简严之中，错陈迭见，未究前后，不知据经以覈传，固有按传而疑经，是不能比其事而观之也。琪少窃妄意，叙东周十有四王之统，合齐晋十有三伯之目，举诸侯数十大国之系，皆世为之纪，不失全经之文，略备各代之实。每纪之后，序其事变之由，得失之异，参诸传之纪载，以明经之所书，虽若详而不遗于事，岂能精而有合于理，初学问津，或有取焉。若夫《春秋》微旨奥义，则不在是，深于经者固自知之也。此编作于辛亥之冬，列国诸纪檃括未竟，惧其条目破破，援笔辄止，诸老先生每索此书，无以复命，犹子韶为之补续，其未成，猥加整比，越二十年甫为全书，非敢以示学经者，姑存其稿于家塾云。嘉定辛未秋七月甲子，吴郡李琪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