诗者，人心之所存，有感而后发者也。故《国风》、《雅》、《颂》，莫非忧乐怨慕之所形见。言《诗》者必自夫治道之隆替、诗人之性情而索之，斯足以得其意而达其微。泥诸儒杂出之说，而无优柔自求之功，则其义隐矣。小序之于《诗》，其说固未必皆不然也。前辈之传《诗》，乃有削去而不存者。今白石先生之《诗传》，亦独有取于篇首之一言，岂非前后讲师各出己见，间不免于自相背戾，而适以紊乱诗人之意乎！士方入小学时，《诗》之与序混然于句读诵习之初，彼固视之皆经也。迨夫稍通大义，序之说或主于内，且将牵合《诗》意以就之，此其为《诗》之病痼矣。志于传授解惑者，苟不为之拔其根本，去其所先入，安能使之以《诗》求《诗》而自有所得哉？此殆黜异尊经之意，故虽若失之易而不暇问也。至于他所发明，如世变之自兴而趋废，人情之怀旧而怆新，或致爱于君而引咎于己，或委顺于天而无恶于人者，先生尤致意。然亦不过一章之中释以数语，一篇之后赞以数词。而所谓发乎情、止乎礼义者，固已为之焕然。善逆诗人之志者，岂必待词费哉。行简昔尝从先生游，听言论，如引岷江下三峡，滔滔乎其无涯也。今是书乃谨严简要如此，则知先生之学自博而之约，岁殊而月异矣。同门汤尹程尝为余述先生病革时言曰：「吾于《诗传》尚多欲有所更定」。又以见其用功之不已，所诣之益深也。先生姓钱氏，讳文子，字文季，永嘉人。入太学，以两优解褐，仕至宗正少卿。乾、淳诸老之后，岿然后学宗师。白石，其徒号之也。没今二十馀年，司马文正公之孙述自尚书郎出守永嘉，行简知先生有是书而未广也，又知郡太守之贤可属以此，乃访求于汤尹程之侄时大，俾偕诂释刻诸郡斋云。绍定六年六月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