孟子曰：「待文王而后兴者，凡民也。若夫豪杰之士，虽无文王犹兴」。夫待文王而后兴，何以为凡民？盖天生烝民，有物有则。民之秉彝，好是懿德。秉彝之性，无智愚贤不肖，莫不与圣人同也，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。文王，圣人也，虽汤犹曰反之，若乃文王，则性与天合。文王作而在上，则能以其所同然者，感发斯民之同然。是以当时之人，中林武夫，犹知好德，江汉游女，无思犯礼，是皆有所待而兴者也。然谓之凡民，则以其气质昏隔，待圣人感发而后兴起。若乃豪杰之士，则资禀清明，良心善性，自然昭著。其好德也如好好色，其恶恶也如恶恶臭，无所勉慕，不待文王而自能兴起。此超群出众，非凡人可以同日而语，非豪杰之士而何？今吾侪生遇明王，运逢真主，崇尚正学，褒表儒先，将以一新士气，可不知所以兴起而自处于凡民之后乎？

又曰：「欲贵者，人之同心也，人人有贵于己者，弗思耳。人之所贵，非良贵也，赵孟之所贵，赵孟能贱之」。盖天下有贵贱，有善恶，凡人莫不欲贵而恶贱，乃不知好善而恶恶。是以平居暇日，惟思做贵人，不思为善人。未能读书为文，便萌欲贵之心，不知天之与我者，自有至贵之实。孟子所谓天爵者，是舍其在我之至贵，而思在外之不足贵，是惑也。在外者曷谓不足贵？盖所贵者，外物也，非我之良贵也，一时得之，若足以骄妻子而耀乡里。然予夺在人，终朝三褫，则昔之荣者今辱矣，昔之贵者今贱矣，此所谓赵孟能贵能贱者也。岂若在我之贵，道德自足以尊高，令闻自足以黼藻，在人不能予夺，在我无所增损，此所谓至贵也。今之为士者，往往昧此而驰骛于其外，然徒自驰骛，未必得贵而反取贱焉。此可谓不知义命，冥迷颠错而终此身者也，可不哀哉！

又曰：「求则得之，舍则失之，是求有益于得也，求在我者也。求之有道，得之有命，是求无益于得也，求在外者也」。夫求在我者，即是良贵；求在外者，即是外荣。然在我者，天之所予，无圣愚之间，患人不求之耳。自求则自得，自舍则自失，初不系于人也。在外者，则富贵贫贱，分皆前定。求之虽有道，而得之则有命。可求而不可必得也。今之为士者，不知有命，谓富贵利达，求之必可得，卒之求者纷纷，而得者几何人哉？孟子谓无益于得，岂欺我者！以目前事实验之，瞭然可见，不待告语而自可知也。凡此三者，虽异章各出，而实相表里。盖豪杰之士，器识高明，视一世所贵不足以为贵，人之欲贵者，固不足论。次于此者，知求之有道，得之有命，虽未忘欲求之心，而无必得之念。下焉则终身冥迷于得失之途，死而后已，分内之事初无补于丝毫。孟子告人，可谓深切著明，能深体而详察之者，一何鲜哉？诸君方有事于进取之学，未暇究义理之精微，姑掇此三者为诸君言之，必先审乎此而定其志乡，则进于此者，将与诸君共讲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