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：《易》始八卦，文王重之。然《系辞》称神农、黄帝、尧、舜，制作之原，盖取诸《噬嗑》、《大壮》、《益》、《夬》等卦。文王之前，卦名安有此欤？《周官》太卜掌《归藏》、《连山》，其经卦皆八，其别皆六十有四。然则八卦之为六十四，自夏、商已然，而曰始于文王，何哉？《噬嗑》、《大壮》、《益》、《夬》云者，庸知非旧名欤？虞之官占，意亦有书。《连山》、《归藏》，禹、汤所用，而文王皆废不取。何前世圣人之于《易》犹有遗恨也，且又有疑者？爻辞盖文王作，安得遽有「王用亨于西山」，及箕子明夷之證？彖辞固孔子作，安得自有「智者观其彖辞，思过半矣」之誇？仲尼晚而赞《易》，当鲁哀、定之间，而穆姜论筮，前此数十年，何其与《乾》之《文言》同也？汲冢《魏书》，后此近二百年，其《易》乃有阴阳说，无彖、象、文言、系辞，何夫子之《易》犹未行于战国也？《易》之义深矣，学者所未易言，而其成书之先后始末，不可不知也。故敢以问。

问：儒者羞称桓、文之霸，窃尝疑之。《春秋》予齐，《晋语》称管仲，何哉？方周之东，黍离之风降于列国矣。向微齐、晋扶名义以尊天子，却戎夷以存诸夏，春秋之乱不可计也。桓、文之故，不可试论之乎？夫五霸，桓公为盛，其实似不然者。盖桓公得齐三十年，始能一用师于楚汉水，方城之对，彼其辞气未慑也。堂堂中国之诸侯，下盟其一乘之使，而藉手以还兵。未一二年，而围许救郑之兵已复北出。桓公晚与之争东夷，而吾之力衰矣。晋文反国未几，而城濮一战，溃楚之二军，杀其令尹。楚惕息请平者十五六年，终文公、襄公之世，而狼渊之师乃敢窥中国耳。然则桓公之服楚，恐未可与文公同日语也。方齐之霸也，晋国陆梁山河之间，灭耿、灭霍、灭魏、灭虢、灭虞，桓公不敢问，而晋之主盟也，齐、秦匹敌，俛首听之。其强弱又孰愈耶？桓公之业仅终其世，而晋之子孙代长诸夏百五十年，其久近亦孰优耶？管仲之才伟矣，其所以经营霸业者，果何为然欤？晋之诸臣，宜若不及管仲。由是言之，不几于反胜欤？虽然，圣人以桓公为正，以仲为仁，何其言之大也？学者又将安考乎！并条其说。

问：东晋立国江左，考其终始，盖多故矣。自南渡五六年，王氏首乱，至苏峻、桓温父子踵之，皆以州镇挠败都邑。根本无备，何太甚哉。始，上流未得蜀。永和中，乃擒李势后复陷于苻坚，盗于谯纵。备多而力分，且赋入止于东南，不已窘欤！晋史不志兵，观其前后用师，率不过四五万，极或八万人耳。兵籍盖寡，殆非五胡敌也。然以是立国，犹传世百有馀年，其间又能正名仗义，遣将出征，一进一退，与彊敌角。由祖逖以下，尝收河洛、入关陕者数矣。陵夷寡弱之中，而力何以办此欤？其尤难者，苻氏盛兵百万，自以投鞭塞江，可一日而无晋。曾未深入，一战瓦解，天耶？人耶？谢安奕棋饮酒，游谈自如，以傲大敌，乃曰：「朝廷处分已定，兵甲无阙」。安诚矫情镇物，姑为是大言者非欤？淝水之胜，此进取之大机，安迟回久之，乃使谢玄北出，已适为慕容姚氏之资矣，又何委也？论中兴之功，必曰王导，时人以安比焉。假设二子易地而处，使安佐中兴，导当苻坚，谓将何如？东晋之事褊矣，然原其所以危而能久，怯而能胜，胜而不能进，则夫立国之始，内外轻重之势，取财之地，制兵之法，与夫二臣所以经画而扶持之者，要皆有失有得，不可以不知也。参诸今日之事，亦将有可上下其说者，丐悉数之。

问：士不要于道义，而以豪杰自命、以功名自许者，三代之时无有也，洙泗之间无有也，而见于后世特多。是安所授受哉？究观其说，不过慕管仲、孔明。仲之功，圣人固称之，而仲之器则圣人小之矣。孟子谓豪杰之士，无文王犹兴，而他日有取于陈良，则学周公、仲尼之道，而后学之所宗者也。管仲曾西之所羞，岂孟子所谓豪杰哉？史言孔明尝自比于管、乐，而以俊杰见称于司马徽，世以为孔明之学固已如此。然当汉分裂，奸雄猬起，智勇争奋，孔明独闭门高卧，非刘玄德之贤且正，而三顾益勤，似无出理。彼以功名自许者，其然乎？孔明才略固大，而自称独曰谨畏，其言语行事信然。至其取士，不曰忠纯良实，则曰性行淑均。彼其所以为俊杰者，毋乃颇与后世异耶？且管仲以名尊周，而孔明以死殉汉。一匡天下之功，孔明有所未就。若三归反坫之事，孔明所不屑也。此其人物本似不伦，则自比管、乐云者，殆犹有说，而遽以豪杰功名之士例之，何哉？天生奇才，气高识远，不用之于任道立义，而区区管仲之慕，功未可及，而器先似之，又以托诸孔明，是何故也？岂非常之士，固非常人之所能识欤？试相与證孔、孟之意，论次管、葛之大略，因以观诸君之志焉。

问：自孔、孟没，异端并起，道术破裂，正学不传。汉兴六世，始黜百家、崇六经，而两汉经学大盛。然专门名家，不能相通，士不知道。颇知道者，西京董子、扬子，东京未有考焉，抑黄叔度、郭林宗其近乎。末有诸葛孔明，本体正大，而亦未粹也。魏、晋以风流为胜，清谈为贤，其间文章之习日兴，亦日以靡，老、佛二家始纷纶参错。天下南北相望，经生学士仅如辰星。讫隋而得王仲淹，意可与董子、扬子相上下者乎。唐三百年，卓然有意孔、孟，独一韩子，然其渊源粗略矣。总之，自汉而下，经术、文章自分两途，经生规规朴学，文人浮夸无实，至谈性命、道德，必出于老、佛，起而谋人之国家，则是三者皆不足用，而刑名、权谋、功利之说实阴制天下之命，若是者千有馀载，可不悲夫！宋有天下，明圣在上，人伦正德气洽，人文运开，杰士辈出。始则经术益以通明，文章益以古雅。嘉祐、治平之后，舂陵周氏、河南程氏、关中张氏始以孔、孟绝学为诸儒倡，文必要于六经。经学所以穷理尽性，立道成德，出可以治天下、明王道之正，斥异端之惑，千五百年破碎分裂之学，于是复见天地之大全，可谓盛哉！盖今学者虽三尺之童，皆知论说此义，而羞前代经生文人之陋习。是何以能然，而可以不自庆欤？敢问均此文也、经也，均此人也，均此理也，昔何为而蔽乎？今何为而明乎？岂道之偾起天，而非人乎？抑学之得失人，而非天乎？孔、孟之教本如日之中天，何以遽无传乎？近世诸儒之学，初若珠之在渊，何以卒大显乎？董、扬、诸葛、王、韩诸子，信皆有得于斯乎？叔度、林宗其意象风旨亦果合乎？濂溪、二程、横渠，其论或颇不同？何以同于知道乎？昔之经学，今其孰取？昔之文章，今其焉择？异端何时而迄息，王道孰云其易行，抑今之士或窃诸儒之言而讳其名，或袭诸儒之名而戾其实，是亦何为而然哉？言及之而不言，不可也。

问：所贵儒者之学，以其异于淫巫瞽史也。彼以技，吾以道；技用之必穷，道无自而能穷。技之于道远矣。彼曰金穰火熯枵中则虚，吾则曰灾不胜德，修诚可以格天。然迩者之旱，自夏而秋，民心嗷嗷。主上侧身修行如周宣，六事自责如成汤，而郡太守祷祠祈禜无虚日。诚与物俱至，宜应不旋踵而感通之，不速何欤？岂巫史之说亦有时而信欤？夫旱乾水溢有请于天，君相守令责也，而民庶致祈佛、老者，杂然靡所不有，甚者怪诞之人亦欲乘时而售其妖妄，侥觊偶然而邀敬于世。古无是也，而流俗则然。纵之欤，抑少抑之则是乎？今既秋矣，虽雨，无益于溉者。至广赈救之策，不可不急讲。浙西八郡，仰食者不知其几，而粟之籍于常平，仅三十万石。被旱不无轻重，而获中下熟者甚少。自今至来岁食新，其日月甚长，吾之术赈粜以防涌贵，赈济以止流亡，必也不出三千万石之外，何以兼足而善后？常平所储之外曰劝分、曰补官、曰通贩之类，可举而有益者何事？诸君优游庠序，笃道正俗，其学粹矣。荒政非细务，可无讲之有素、用之不穷之术？愿并言之，以备采择。

问：天下之风俗，非学士大夫为之耶？三代而后，二千年间，其变多矣。周之盛也，不惟俊造贤能之选皆足以知道而入德，盖虽妇人女子、小夫贱隶，而其言语行事可以编之六经，礼乐教化之积，固使然耶？读《左氏春秋传》，其人物议论之美，虽蕞尔国犹不绝书，愈久而不衰也。当时之礼乐教化，岂犹先王之旧乎？战国去春秋近耳，而风俗遽以大坏，士争为纵横捭阖、兵刑权诈之学，纷纭驰骋，务以倾覆人之国家，以遂其污贱无耻之求。于是二周、三晋，实为游士说客之渊薮。夫周之文献，晋多君子，其遗泽馀韵宁无足赖，一何至此极欤？汉初，诸侯之宾客，郡国之游侠，尚有战国之风，未几一变，而儒门盈于天下。然西都之季，士气乃病于委靡；东汉中叶，骤崇名节，大抵矜高峻厉。魏、晋之际，故老犹有存者，而虚浮放诞之俗忽起而不可制。江左人士，更以风流名胜相夸，其后一旦衰歇。魏、周、隋无足论，唐兴，而文章之习尊矣。元和、长庆间，作者方盛，无何，朋党之俗辄炽，汹涌久之。已复消散就尽，讫于五代，天下若无复士大夫者。国朝文明熙洽，钜儒硕德、名公俊人森然并出，其学问、文章、气节、行谊，往往兼前代之长，宜若可以追还三代之盛。顾南渡以来五六十年，浸亦不满人意。盖今之弊，人才日以凡下，而宏远方厚之器少；士气日以熟烂，而振厉英发之操衰。科举之学，謏闻寡见，而不本于道义；󲦤绅之志，营私自利，而不存于国家。佞谀奔竞以为常，欺谩文具以为能，靡靡嚣嚣，不可殚举。夫岂无卓然特出、不徇流俗之士？而要其风声气习，大抵然矣。嗟夫，此非有识者所当忧乎！尝试论之：古今士俗无虑数十变，而皆不相似也。岂天地之间，推移摩荡之理，莫知其为之者耶？抑其倡焉者皆有端，而激焉者皆有故耶？倡焉者有应有不应，激焉者或宜然而不然，亦皆有说否耶？彼其方盛而辄衰，岂尽有摧折之者乎？其既变而不返其初，岂无复挽回之者乎？世之言士俗者，常归之于上。夫自春秋、战国以来，如前所述者，果皆上之人使之乎？矧今天子明圣，躬德义，兴学校，重选举，丁宁训告非不详，作成涵养非不厚，而士俗犹自若也，是又将安出乎？然则欲今之士俗复如祖宗之盛，由祖宗之盛而复如三代之时，岂终不可乎？愿共讲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