「《乾》，元亨利贞」，《文言》曰：「元者善之长也，亨者嘉之会也，利者义之和也，贞者事之干也。君子体仁足以长人，嘉会足以合礼，利物足以和义，贞固足以干事。君子行此四德者，故曰：『《乾》，元亨利贞』」。

《孟子》曰：「无恻隐之心，非人也；无羞恶之心，非人也；无辞让之心，非人也；无是非之心，非人也。恻隐之心，仁之端也；羞恶之心，义之端也；辞让之心，礼之端也；是非之心，智之端也。人之有是四端也，犹其有四体也。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，自贼者也。谓其君不能者，贼其君者也。凡有四端于我者，知皆扩而充之矣。若火之始然，泉之始达。苟能充之，足以保四海；苟不充之，不足以事父母」。

五三载籍之传，以仁义礼智对立而并言者，自孔孟始，前此未之闻也。孔子发之于《易》，孟子深于《易》，从而祖述之，示人之意深矣。天地奠位而阴阳分，阴阳既分而五行具。天地之大，所以行四时而生万物者，不过阴阳五行之理而已。元者春之生，而其行为木；亨者夏之长，而其行为火；利者秋之成，而其行为金；贞者冬之藏，而其行为水。人禀阴阳五行之气而生乎天地之间，则亦具元亨利贞之德，而为仁义礼智之性。元之德于性为仁，亨之德于性为礼，利之德于性为义，贞之德于性为智。天地而非元亨利贞，不能以行四时、生万物；人而非仁义礼智，又何以充四端、制百事哉？均是人也，均赋此性，均具此形，夫子之言特以为君子行此四德，孟子之言又有不能充之者，何哉？盖人受天地之中，无非此性，杂之以气质，挠之以习俗，不能亲师取友以致其学问之功，虽有此性，亦未免于晦而不明、窒而不通矣。今夫暴虚很鸷，伤人害物，则无复恻隐之心矣；顽钝嗜利，寡廉鲜耻，则无复羞恶之心矣；骄淫矜誇，傲很凌物，则无复辞让之心矣；背善趋恶，舍正习邪，则无复是非之心矣。如此，则虽有人之形以生，亦何以异于禽兽哉！此无他，学问之功不明，而无以全其本然之性也。古之君子博学之，审问之，慎思之，明辨之，笃行之，非誇多斗博以为能也，絺章绘句以为工也，求其知吾性之至善，而全其所固有也。故其仁之用足以爱人而利物，义之用足以制事而度宜，礼之用足以事上而接下，智之用足以明物而察伦。是岂独足以尽人之性哉，盖将与天地相为流通而无间矣。三代而上，此道素明，故黎民于变，比屋可封，虽闾巷匹夫，亦无往而非贤也。秦汉以来，功利之习胜，而此道始不明矣。大山长谷之中，田夫野叟尚有能守其醇厚质实之素，而通都大邑，经生学士反不及焉。其闻见甚博也，其文辞甚工也，考其胸中之所存，而察其操履之实，则其可愧也多矣。其天资之美者亦不过安常守分，而于圣贤教人之方谩不加省。举世滔滔，随波逐流，醉生梦死，岂不甚可悼哉！诚能玩大《易》之旨，味孟子之言，反观默省，而知吾心四德之本，穷理格物，而辨吾心四德之实，存养修省，而审吾心四德之几，勉强力行，而全吾心四德之用，则天地之所以为天地，圣贤之所以为圣贤，皆吾分内事也，又何苦甘心于庸浅下流之域，而与草木俱腐哉？大《易》之言四德，而必赞之以乾元之大，孟子之论四端，而必首之以不忍之心，盖仁义礼智者，吾心之所固有，而仁足以包四德。犹四时之运，而春生之气未尝不流行乎其间也。春者岁之始，朔者日之始，即大《易》之所谓元，孔孟之所谓仁也。夫道岂难知哉，人病弗求耳。我心之忧，日月逾迈，若弗云来，有志之士，盍相与勉之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