昔子产告子太叔曰：「惟有德者能以宽服民，其次莫若猛。夫火烈，人望而畏之，故鲜死焉；水弱，人狎而玩之，故多死焉；故宽难」。子太叔为政，不忍猛而宽，郑国多盗，子太叔悔之，于是尽杀攻萑苻者而盗少止。子产以为德不足而用宽，是诱人以轻犯法；待其乱而后大禦之，则人之得罪也滋多。故子产所谓猛者，将致重以省刑耳。然而夫子忧其说之偏，足以误世，故具论之曰：「宽猛相济，政是以和」；而又曰：「不竞不絿，不刚不柔，敷政优优，百禄是遒，和之至也」。夫子产自言其为政之意以告子太叔，此岂一国之政所当然哉？而崔寔论天下之政乃推本于子产，以为严之则理，宽之则乱，累千百言，皆教人主以深刑，反失子产之意矣。至于考论汉事以信其说，甚多疏谬，盖申、商之所不忍言者。仲长统既以为当置于人主之右，而后世果从而好之。以疏论招实祸，无酷于此，不可以不辨也。夫宽严者，为政之势，而政不出于宽严；故善为政者，有必行之实而无宽严之名。人主谨操天下之大柄，使之无不在我，而天下惟吾之所欲为。当此之时，天下之从其君，若婴儿之赴慈父母也，虽宽且无所用之，严何施焉！天下之柄不幸有所分，则必自其分而收之；收之而不遂听，则或不免于用法，若宣帝之于霍氏是也。虽然，不度难易，不计浅深，而遽用法，则或以致乱者有矣，鲁昭公之于季氏，唐文宗之于宦官是也。夫不知其柄之所由分，而欲致区区之严刑以督责无罪之人，驱天下以叛己而助之决，则岂惟德不足之过哉？其愚闇而无智亦已甚矣。东汉自章帝而柄始分于外戚，和帝诛戮窦氏而柄始分于宦官。其后宦官、外戚迭相表里，盖北乡、顺帝之兴废，冲、质、桓、灵之更立，而天下之政在外戚、宦官者十九矣。当此之时，寔劝其君以严刑者，将何所用也？用之于内乎？则所以收外戚、宦官者有道，而非果于杀者之所能制。用之于外乎？则虽多杀长吏之贪奸者数十人，豪强大姓之不循法者数百人，平民缘以坐死者数千人，此何损于梁氏之权耶？而谓其可以兴汉乎？汉法苛重，而人主或不能尽持，故权臣因借以济其恶。李固、杜乔，天下忠义之望，累朝傅相之尊也，为梁氏相继陈尸于衢。其他以忤恨残灭者不知其几，而宦官、常侍之横，州郡轻以人命而资之者，弗称数焉。寔曾不见天下之势，而轻论天下之政，何耶？虽使其时君用之，用之于外而不能收其内，固不足有所救；而遗说著于后世，将遂从而深信之，岂不过甚矣乎！呜呼！人君其谨察天下之政而已。政柄无所分而法律不可乱，则不待为严而天下固已治矣。夫以宣帝之勤且明，足以治天下有馀矣，独恨其无人君之德而过于严耳；然且无妄刑滥杀之事，柰何诬之！元帝之衰，罪在用恭、显，杀萧望之、周堪、张猛耳；遽议其优游不断，可乎？孝文发仁政于一女子，是以变上世之肉刑。至于笞令之过，改法之失耳；乃谓其「以变法而行重刑，以严致平而非以宽致平」，其诬之也又甚于宣帝焉。夫文帝恭俭之福，岂不足以致治？今也必曰「其变肉刑以多杀人而后能有功」，何耶？寔不经如此，皆不足论。噫！欲治天下而必曰严刑而后治，亦见其无术矣。今天下计行轻刑日凡几人，行重刑月凡几人，行死刑岁凡几人。刑人相望，而奏报之书大半皆狱书也，犹曰「吾刑病不严」。呜呼！世有论政如崔寔者，可以痛哭之矣！